为什么维持币值稳定要顺差(穷人为什么会借钱给富人？你需要先弄明白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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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为什么会借钱给富人？你需要先弄明白这件事 上周我们在《穷人借钱给富人，原因竟然是...》一文中谈到，如果想弄明白为什么中国将大量的资本输出到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就要先了解“布
穷人为什么会借钱给富人？你需要先弄明白这件事
上周我们在《穷人借钱给富人，原因竟然是...》一文中谈到，如果想弄明白为什么中国将大量的资本输出到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就要先了解“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如何产生的，不过还不够，我们还要了解这个体系是如何毁灭的。今天这篇文章为李伟教授《“布雷顿森林体系”启示录》中的第二篇（共四篇），我们继续深入分析缔造者怀着美好的意愿构造的这个体系，是如何毁灭的。
作者|李伟
来源|财经网
“布雷顿森林体系”启示录（二）
自我毁灭的种子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缔造者怀着美好的意愿构造了这个体系，然而，他们低估了困难，忽视了这个体系严重的内在缺陷，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毁灭。
艰难的起步
“布雷顿森林体系”当时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战后的环境缺乏实施“布雷顿森林协议”的基础。二战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发生过的规模最大、损失最多的战争，大部分参战国的经济都受到了沉重打击。以日本为例，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日本所有的大城市都被彻底炸毁了，其国民生产总值仅是10年前的60%，而工业产值仅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30%。
然而，美国却在战争中崛起了。由于远离主战场，因此美国本土在战争中几乎没有受到打击，而且战争带来了巨大的经济需求，这极大地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发展。等到战争结束，美国已经在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上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了，以GDP为例，根据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Maddison）提供的数据，以1990年的美元计算（购买力平价），在二战爆发前的1938年，美国的GDP约相当于西欧12国与日本GDP之和的59%，到了194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45%。
二战彻底改变了国际经济的格*，在战后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股势力，一是衰败的日本和西欧诸国，一是繁荣强大的美国。这种结构极其不对称，也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难以运转。
具体来说，当时的日本和西欧诸国在经济上都处于非常虚弱、甚至破产的地位，百业待兴，不仅需要进口食物、燃料来维持居民生活，更需要进口大量机器设备来重修基础设施和重建工商业生产能力，但它们几乎没有可出口的产品。结果这些国家的经常项目处于逆差状态，手中缺乏外汇，而美国作为这些国家的贸易对手方则处于顺差的状态。
经济疲弱、经常项目处于逆差状态，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不稳，容易发生资本外逃，也就是国际收支危机。因此各国普遍实行了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外汇管制政策，将稀缺的外汇配置到**认为最需要的地方去。
日本和西欧诸国在经常项目下实行外汇管制政策是有违“布雷顿森林协议”的核心精神的，但立法者在当初签订协议时也预留了一定的空间，因而协议要求各国自IMF正式运行之日起5年内基本解除对经常项目下的外汇管制政策，而并非马上解除。
然而，美国对其贸易伙伴这些政策依然是不满的，原因有二：一是日本和西欧诸国为了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增加外汇，对美国出口产品采取了歧视的政策，这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利益；二是这有违公平贸易和自由贸易的精神，这些精神是被美国奉为圭臬的。因此美国很快就决定投入资源来试着改变现状，它挑选的试验田是当时状况相对较好的英国。1946年，美国向英国提供37.5亿美元的贷款，条件是英国在获得贷款后的一年内恢复经常项目下的外汇自由兑换。1947年7月15日，英国履行了承诺，官方汇价定为1英镑兑4.03美元。随后发生的事情对英国来说不啻于一场灾难，数周之内英国外汇储备流失惨重，最后在美国的同意下，英国于8月20日暂停了外汇的自由兑换。
英镑可兑换改革的失败让美国意识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当务之急或许并非是贯彻“布雷顿森林协议”，而且当时冷战已逐渐展开，想要全球范围内有效抵御来自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在地缘**上的威胁和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挑战，构建一个繁荣稳定的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就显得至关重要。
为了促进西方盟国（包括日本）的经济发展，美国实行了一系列的新经济政策。
第一，对日本和西欧诸国展开大规模的经济援助。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指的是在1948年至1952年间，美国以无偿援助和贷款的形式向西欧诸国所提供的总额高达130亿美元的援助。尽管日本没有被纳入“马歇尔计划”，但美国也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从1946年到1952年，美国对日援助总额超过21亿美元。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战争采购又为日本企业输送了大量订单，1950年到1955年间，这些采购的总额高达35亿美元。
第二，不对称开放市场。为了促进西方盟国的经济发展，美国对它们实行了不对称的市场开放政策。具体来说就是美国向西方盟国开放市场多，而西方盟国对美国开放市场少，例如根据日本评论家中野刚志提供的资料，在1963年，美国和日本对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简称OECD，该组织主要由一些发达国家组成）国家的一些进口工业品都有额度限制，但两国受限产品的范围不同，日本受限的种类和名目有132个，但美国只有7个。
第三，允许西方盟国的货币大幅贬值。例如法国法郎对美元的汇率在1948年1月从119：1贬值至214：1，贬值了近80%。1949年9月，英镑对美元的汇率从1：4.03贬值至1：2.80，贬值了31%。
经过了一系列的内外调整，日本和西欧诸国开始出现了经济上的强劲复苏。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提供的数据，从1950年到1958年，包括英国和法国在内的西欧12国，其GDP年均增速达4.9%，日本增速更快，高达8.4%，而美国的增速为3.7%。
随着经济的恢复和贸易的发展，日本和西欧诸国逐渐摆脱了缺乏外汇的状态，美国的相对实力开始下降。在1951年，全球官方黄金储量价值335亿美元，其中美国持有229亿美元，占比达68%。到了1960年，这三个数字分别变为了377亿美元，178亿美元和47%。
另外，在1951年，外国银行持有的未偿付的对美国的美元债权总额为89亿美元，其与美国官方黄金储量价值的比例为39%。到了1960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变为了210亿美元和118%。
1958年12月，14个西欧国家实现了经常项目下外汇的可自由兑换。1961年，大部分IMF会员国表示承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8条所规定的义务，即不得限制经常项目下的支付与资金转移。立法者原本为放开经常项目预留了5年的时间，但最后花费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实现这一目标。
至此，“布雷顿森林体系”真正开始运行，国际金融体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缺陷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是“双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很明显，这是一个以强势美元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而美元能否保持强势又来自美国经济能否长期表现良好，保持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相对力量的稳定。在今天看来，这对美国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在美国如日中天的年代很多人并不是这么看的。
日后成为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货币事务副部长的保罗·沃尔克（PaulVolcker）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过这么一段话：
那段时间是‘美元荒’理论的全盛期。我还记得20世纪50年代初哈佛的一门研究生课程，一位著名教授在课程中提出了这一基本论点。这个观点认为，拥有丰富的资源和活力并且未受战争摧残的美国，将近乎永久地保持技术和生产效率方面的领先地位。最终，美国的生产率提升速度势必要比其他国家快，这样美国易于保持强大的贸易地位。其他人认为，作为一个伴生结果，美国能够按意愿在海外大量开支，而这样做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回顾大萧条年代，他们认为，繁荣的美国无法在国内找到能投入其全部储蓄的领域，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美国能够向海外提供有益的高水平官方援助，最终还要提供私人投资，这样的话，其他国家就买得起美国的出口商品，从而支持美国产业的就业。否则，由于经济学家开始说的‘美元荒’，美国就卖不掉美国能够生产的商品。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人们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和乐观态度。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战后美国的实力在整个世界上确实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其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领导地位也毋庸置疑。但这也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战后很长时间，美国整个国家，不单是**内部，都没有多少在国际金融领域具有专长和经验的人。当时美国的经济学家和官员都对国外援助和经济发展感兴趣，对贸易政策也比较关心，但外部金融并不是真正的忧患。原因非常简单，美元很强大，国际收支也正常。对外部金融活动的监督和管制是一般国家不得不担心的问题，却不是美国这个“世界领袖”该担心的问题。制定政策的官员无须紧盯着国际收支数据，这方面的分析材料也很少，甚至几乎没有人和外国金融官员相熟。美国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核心国家，美元是国际货币，国际金融本应是美国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但这样的情形似乎让人感到美国的决策者在蒙眼开车。日后美国在这方面的政策显得较为短视，缺乏长远打算，可能与此有直接的关系。
在渡过了战后早期的动荡后，西方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又好又快的特征。根据安格斯·麦迪森提供的数据，西欧12国的人均GDP在1938年为4833美元，1946年这一数字曾跌至3917美元，但到了1950年，这一数字就超过了战前的水平，达到了5005美元，而到了放开经常项目外汇管制的1958年，这一数字已升至6864美元。
日本也是相似的情况。1938年其人均GDP为2449美元，1945年跌至1346美元，比西欧12国稍微迟一些，日本的人均GDP直到1953年才超过1938年的水准，达2474美元，而到了1958年，这一数字已升至3289美元。
与日后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时段的金融市场波动很小。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整个经济进行了深度干预。包括：限定利率上限，例如著名的Q条例就给美国的银行设置了很低的利率上限；对银行可投资资产范围做出限制；通过管制金融市场将信贷输送到战略部门；进口许可证制度堵住了通过经常项目转移资金的通道。在哈罗德·威尔逊（HaroldWilson，曾于1964年至1970年以及1974年至1976年两度出任英国首相）的工d统治下的那段时期，英国甚至严禁携带超过50英镑的货币出境。日后屡次成为投机者与**主战场的伦敦黄金市场，也是在关闭了15年后，才于1954年恢复的。
1958年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刚刚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灾难就接踵而至。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打响第一枪的是一个叫做罗伯特•特里芬（RobertTriffin）的比利时裔美国经济学家。
1960年，时任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的罗伯特•特里芬出版了《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一书。他在书中提出：“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又与美元挂钩，美元因此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于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就要求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手段和货币储备。这样做，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美元，在海外不断沉积。这样，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核心货币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国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就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
罗伯特•特里芬所提出的这个观点被称为“特里芬悖论”（Triffin’sDilemma）或“特里芬难题”。沿着这个观点的逻辑可以想象到，为了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转，美国会保持长期的贸易逆差，美元会流向全球。但对于那些持有美元的国家，它们只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持有，就像日后的日本和德国（二战后德国分裂为两个部分，西边的是联邦德国，东边的是民主德国，本文的德国指的是联邦德国）；另一个是用美元从美国**手中换回黄金，就像日后的法国。
第一个选择的结果就是世界各国手中的美元越来越多，其总价值远超美国官方黄金储量的总价值，人们对美元的信心会越来越少，最终损害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运转；第二个选择的结果就是总有一天美国会关闭黄金兑换的窗口，这就打断了黄金与美元的联系，而黄金与美元挂钩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石之一。很明显，两条路走下去都不是什么好结果，“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身就蕴含着毁灭自己的种子。
历史的发展证明了罗伯特•特里芬的远见。从1945年到1958年，美国的经济实力独占鳌头，日本和西欧诸国的主要任务是战后重建，在当时的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荒”是主要问题。随着经济的恢复，日本和西欧诸国的出口日益强劲，大量美元流向海外，但当时各国对美国和美元的信心都比较大，因此“特里芬难题”在一定程度上被掩盖了。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依然保持着经常项目的顺差，最高值达68亿美元（1964年），而在资本和金融项目下，除了在1969年出现过顺差（11亿美元），其他年份都是逆差，最高值达59亿美元，也是在1964年。换句话说，当时美元的流出渠道并非经常项目，而是资本和金融项目，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主要是由资本和金融项目的逆差所致。
表面上看，美元依然有保持强势的基础，但从国际收支的角度来看，美元已大不如前。1968年，全球官方黄金储量价值387亿美元，其中美国持有109亿美元，占比达28%。同时，外国银行持有的未偿付的对美国的美元债权总额为385亿美元，其与美国官方黄金储量价值的比例为353%。
美国外部债务大涨，官方黄金储备大量流失，美元币值赖以稳定的基石正在被快速侵蚀，日后市场与**就此问题展开一轮又一轮的激烈斗争。
除了“特里芬难题”之外，“布雷顿森林体系”还有别的问题。首先是国际收支失衡如何调整的问题。“布雷顿森林体系”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失衡”（FundamentalDisequilibrium）时大幅调整汇率（10%以上），以重新获得均衡，但前提是获得IMF的同意。例如1949年9月，英镑兑美元的汇率从1：4.03贬值至1：2.80，贬值了31%，这次贬值就是提前获得了IMF同意的。
然而，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IMF没有给“根本性失衡”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只是泛泛的说当一国的国际收支失衡达到了必须使用汇率变动才能恢复均衡的程度时，这个国家就处于“根本性失衡”的状态中。这在判断上就给决策者留下了较大的余地，不利于统一标准，也不利于这一条款的执行。不过，佩尔·雅各布松（PerJacobsson，1956年至1963年任IMF总裁）曾说给均衡下定义就像给“遇到了才知道漂亮与否的女孩”下定义一样难。均衡很难定义，失衡也是。
实际上，面对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各国经常采取“鸵鸟”政策，我们可以把这些国家分成以下三类。
第一，作为逆差国的美国不能使美元兑黄金贬值，那么做会直接打击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威胁到整个体系。而且只要其他货币始终与美元挂钩，那么美元兑黄金的贬值对纠正逆差就没有意义。
第二，其他逆差国也常常不愿意本币贬值。因为贬值经常被看作**软弱无能的表现，而且本币一旦贬值，市场可能认为贬值幅度还不够，这可能引发进一步的贬值压力，所以贬值对这些国家来说也不是优先选项。
第三，顺差国经常不愿意让本币升值。有些国家，例如日本，战后声称以贸易立国，将出口看作重要的经济增长动力，升值不利于出口，因此它们不喜欢升值也容易理解。最后，超过10%的汇率变动需要得到IMF的批准，但在这个过程中容易走漏风声，一旦泄密，市场就会提前启动，抛售或购入某种货币，这会给相关**造成很大的压力和损失，因此汇率变动往往都是最后无奈的选择。
在调节国际收支失衡时，汇率调整是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调节国内的物价。对逆差国来说，**可以采取紧缩的政策，提高利率，减少财政赤字，用通货紧缩来调低物价，这与汇率贬值在效果上是一样的。但紧缩的政策经常与充分就业的**目标是相冲突的，这可能给**带来很大的**压力，因此对**来说，这经常是一个比贬值还糟糕的选项。
对顺差国来说，它们也可以通过通胀的方式来调节国际收支失衡。例如**可以采取扩张的政策，降低利率，扩大财政赤字，提高通胀率，这与汇率升值在效果上是一样的。但通胀可能造成国内经济环境不稳，损害经济发展和储蓄者的利益，因此其一般也不会是**的优先考虑选项。
为了逃避这些调整，最后我们时常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顺差国的中央银行增持逆差国发行的国债或其它低风险资产。这种做法的直接后果就是顺差国的外汇储备日益增多，逆差国的外部债务不断提高，全球资本市场流动性不断高升。
除了“特里芬难题”和调节国际收支失衡难题之外，“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58年之后还面临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资本管制开始逐渐失效。如前文所述，“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张开放经常项目，但它给予成员国资本管制的权力。资本管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顺利运行的一个重要条件，因为假如资本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固定汇率和自主的货币政策就只能选择一个。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行的是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和严格意义上的固定汇率制度不同，但在这个体系中，固定是常态，调整是少数，因此其在实施过程中还是更接近固定汇率制度一些。在充分就业的目标下，**很难舍弃自主的货币政策，因此固定汇率能否维持就需要看资本管制的效果了。
1950年到1958年，各国经济还远不像日后那么发达，国际贸易和资金流动也比较少，再加上**对市场的管制，因此固定汇率制度并未受到太大威胁。但1958年之后，大部分IMF成员国都放开了对经常项目的管制，这就给资本的自由流动打开了一个缺口，因为人们可以使用虚假的进出口贸易来实现资金的跨境转移，例如高报出口商品定价或低报进口商品定价就可以让外部资金流入国内；反之，低报出口商品定价或高报进口商品定价就可以让本国资金外流。另外，跨国公司和离岸金融市场的兴起也为资本流动提供了便利，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能找到的监管漏洞会越来越多，资本管制的效果也会越来越差。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缔造者怀着美好的意愿构造了这个体系，他们对困难做出了估量，为政策留下了余地。同时，他们也为整个体系的运转制定了详细的规定。然而，他们低估了困难，忽视了这个体系严重的内在缺陷。历史证明，正是这些内在的缺陷，最终毁灭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end
[延伸阅读]：
布雷顿森林启示录（一）：构想出的国际金融新秩序
运用经济生活有关知识回答;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内涵是什么
对内要保持物价稳定，对外要保持汇率稳定
国际贸易中顺差到底是带来货币升值还是贬值？
一、货币政策对贸易平衡的影响1.当存在巨额贸易逆差（赤字）时，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降低利率，进而使本币的国际价值贬值，导致出口增加、进口下降，净出口的上升有助于恢复贸易平衡；2.当存在巨额贸易顺差（盈余）时，紧缩的货币政策能够提高利率，进而使本币升值，导致出口下降、进口增加，净出口的下降有助于恢复贸易平衡。二、财政政策对贸易平衡的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将扩大国内需求，**为给赤字融资会使利率上升，进而引起本币升值，导致出口减少、进口增加。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效应相反。
王永利|通胀与通缩，仍需仔细探析（二）
全文主要涉及以下问题，其中提出了很多颠覆传统经典和一般认知的新观点新看法，特别值得仔细琢磨：
1.何为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
2.实物货币体系下最重要的挑战为什么是通货紧缩？
3.实物货币为什么必然转化为信用货币？信用货币的“信用”到底是谁的信用，为何也被叫做主权货币或法定货币，这一转化带来哪些重大变化？
4.信用货币是如何投放出来的？货币信贷投放对货币供应、表现形态、支付方式、总量构成等带来哪些深刻影响？为控制货币超发、维护货币质量需要遵守哪些基本要求？
5.信用货币使货币总量与财富总值相互对应，形成紧密联系却又相互分离的运行体系，形成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并存的格*，在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之外又催生出“保值（升值）需求”，金融交易的发展将货币大量从实体经济分流到虚拟经济领域，加之社会融资方式的不同等，会对货币需求与投放产生哪些深刻影响？银行投资权益证券化金融产品或对其提供融资为什么会造成货币超发？
6.信用货币体系下，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主要依据CPI的变化进行判断，难以对全社会物价总指数进行准确监测，这会对货币投放与总量控制产生什么样的深刻影响？为什么货币需求与货币投放存在明显的顺周期性，很容易造成越来越严重的货币超发，并在通货膨胀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转化为“滞胀”，进而发展到严重威胁货币信誉，引发社会主体大量抛售货币，造成物价飞涨情况下实质上的货币需求严重萎缩、表面恶性通货膨胀下真实的通货紧缩现象？
7.为什么会出现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强化的“货币政策财政化”现象？
由于篇幅较长，全文分两部分发布。其中，前4个方面在第一部分论述；后三方面主要在第二部分论述。
金融市场发展及其深刻影响
信用货币的产生，形成一国货币总量与可交易财富价值规模相互对应的格*：财富是价值的载体、货币的基础，货币则是财富价值的映像或表征物，脱离财富的货币将失去价值；货币又能很好地保存与转移价值，一种财富灭失，其价值可能转移到新的财富上，体现在货币总量里；一种财富的单位价值，根本上取决于其满足人们需求的程度，会随着供需变化而变化，并成为影响货币需求和总量变化的重要因素。
其中，货币的流动性大大高于财富的流动性。比如，有人用货币买房子，直观看货币就流到房产上了，但实际上房款又会转为卖房者的存款（货币），货币总量并没有减少，卖方还可以继续使用货币购买其他财富或进行投资。所以，即使房子的流通停下来了，但货币的流通并没有停止。因此，说“房地产成为货币超发的蓄水池”并不准确。
货币既可以伴随财富交易而逆向运行，也可以脱离财富交易独立运行并引导财富的配置和流动。货币可以通过借贷、投融资行为以及股权、债权、期权等权益证券化产品的交易直接转换权益，并由此催生出独立的金融活动。通过货币所有权或权益证券化产品交易替代财富实物的直接交换，可以大大降低财富交换的成本，并使得权益证券化产品投资人可以提前分享实体财富增长的价值，或者更好地规避财富价值变化的风险。
这就在投资（生产）需求与消费需求之外，产生了日趋重要的“保值（增值）需求”；在“实物资产”之外，产生了日趋重要的“金融资产”；形成了以货币金融运行为代表的“虚拟经济”与以实体财富运行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相对分离、相互影响，金融越来越活跃、对经济发展和财富分配影响越来越大的格*。
随着金融交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货币被分流到金融交易市场，表现为交易保证金、公募和私募基金、融资融券资金等，进入虚拟经济领域。在货币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分流到金融交易市场的货币越多，保留在实体经济领域的货币就会越少，就可能造成实体经济的通货紧缩与增速下行，进而迫使央行采取措施推动货币扩大投放以维持实体经济稳定。这就会使货币总量超出可交易财富的真实规模形成超发，并推动货币更多地流向金融市场，催生和扩大金融资产泡沫，引发货币金融危机。最终金融市场风险暴露，又可能推动货币大量从金融市场流向实体经济。这使金融市场成为调节货币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流动的调节器、加速器。
当一国货币成为国际中心货币（如美元）时，就意味着其货币还将大量地为境外所拥有，就需要该国保持大规模国际收支逆差。在以现金清算为主的情况下，这很容易催生“特里芬难题”（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一方面必然需要大量流出，保持国际收支逆差，容易造成美国境内美元短却，导致美元汇率贬值；另一方面又需要美元汇率具有吸引力，需要美国保持国际收支顺差。这二者难以协调）。但在记账清算体系下，所谓货币流出、流入，实际上是货币所有权的流出、流入，而不是货币本身的流出流入，货币仍然会存放在流出国的清算机构中，是货币所有权的流动取代了货币本身的流动、收付款双方债权债务的调整替代了现金的直接收付，一国货币所有权流出的越多，其外债就会相应增大，外汇流入国的海外资产就会越多。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特里芬难题”，促进了经济金融全球化发展，大规模国际收支逆差并不会造成美国境内美元短缺。当然，这就会使境外拥有的大量美元投放美国金融市场，在推动美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增强其国际金融影响力的同时，也会使美国央行面临调控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巨大压力，给美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带来更大挑战。这是一国货币国际化延伸到国际金融市场给货币管理带来的新变化。
这其中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是，在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总量原本就是与全社会可交易财富规模相对应的，但在出现股票、债券、期权等权益证券化金融产品后，由于它们只是其对应财富的衍生品、表征物，其所对应的财富原本就已经存在对应的货币了，如果不能限定人们只能用自有资金或直接融资投资这些金融产品，还允许人们通过向银行融资进行投资，或者再以这些金融产品作为抵押向银行融资获得新的货币，势必就会造成货币相应的超发。但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实践中以这种权益证券化金融产品进行再融资的规模越来越大，由此引发的货币超发越来越严重，成为货币理论研究和金融实践非常需要准确把握的重要课题。
这里就涉及到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问题。
直接融资是指拥有货币的社会主体通过投资或借贷等方式直接将货币转让给货币需求（融资）方的融资方式。直接融资不会增加货币投放和货币总量。
间接融资是指拥有货币的社会主体将货币存放银行（存款性机构），由银行在保证支付流动性基础上，将多余的货币投资或借贷给货币需求（融资）方的融资方式。间接融资会增加货币投放与货币总量，这是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最根本的区别。存款性银行购买股票、债券及其他权益类金融产品，都属于间接融资，不能简单地将股票融资、债券融资等全部视为直接融资。同样，通过银行办理的委托贷款，仍属于直接融资，而不是间接融资。
由于间接融资会增加货币投放与货币总量，所以必须严格控制银行进行权益证券化金融产品的投资或抵押贷款投放，避免因此引发严重的货币超发。
信用货币体系下的通胀与通缩
信用货币的产生，其本源和宗旨就是要保持一国货币总量与该国可交易财富价值规模的变化相对应，从而保持社会物价总水平与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
但是，由于社会财富种类繁多、分布极广，又存在相互交换、上下游转换，以及金融资产的影响等，要准确监测所有社会财富的价格总水平极其困难，所以，实践中只能选择一些与人们生活和生存密切相关的终端消费品作为样本，根据其重要程度赋予适当的份额系数，由此形成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并将CPI的涨落作为判断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以及币值变化的依据，采取相应措施（其中，央行基准利率高低调整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手段）进行货币投放和货币总量的反向调节，努力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设定的目标范围内，注重于维持社会稳定。这成为各国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做法，为信用货币体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重要。
但由于CPI仅仅是全社会物价总指数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必然存在CPI变动对物价总指数变化的代表性是否准确的问题。
从包括所有可交易财富在内的全社会物价总指数角度看，在财富总量与货币总量不变情况下，一部分财富价格上升，就会有另一部分财富的价格下降，物价总指数应该比较稳定。如果财富总量扩大，在供需关系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就会增加货币需求，相应扩大货币投放，仍会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除非由于特殊原因，货币供应严重超出或落后于财富增长，才可能引发物价总指数的大幅上涨（通货膨胀）或下跌（通货紧缩）。
但在以CPI替代物价总指数来观察通胀或通缩（货币币值变化）情况下，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
1.CPI与物价总指数的变化可能发生偏离。在物价总指数稳定的情况下，由于CPI样本组成部分本身的供求关系发生变化，CPI仍然可能发生很大变化。或者在CPI稳定的情况下，由于其他财富供求关系变化，物价总指数实际上仍可能发生变化。所以，完全根据CPI变化调节货币投放与货币总量，就有可能造成货币总量与财富价值的偏离并导致通货膨胀或紧缩。
2.CPI样本组成部分供求关系的变化又存在不同情景。这包括趋势性（稳定状态）的供不应求；趋势性的供过于求；临时性（突发状态）的供不应求；临时性的供过于求四种状态。不同状态对货币政策调控重心的要求就会不同：
趋势性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需要采取措施刺激供给、抑制需求或者抑制供给、刺激需求，但由于其更多地是由需求变化引发的，宏观政策上调节的重心应该是需求侧管理，需要通过提高利率或降低利率等举措对需求进行调节；
临时性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由于更多地是由供给侧发生突变引发，宏观政策上调节的重心应该是供给侧管理，需要通过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增加供给（尽管CPI在上涨）或提高利率、减少投资、减少供给（尽管CPI在下降）等举措对供应进行调节。
如果不能区分供求关系变化的具体原因，简单地根据CPI的涨落实施相同的宏观调节，结果可能完全不同。这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暴发之后，造成全球范围内经济和社会运行严重受阻（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要严重得多。所以这一次美国财政刺激的力度远超历史记录，其财政赤字相当于GDP的25%，基本上五倍于全球金融危机时的水平。发达国家财政刺激基本上都达到了GDP的15%以上），生产供应与国际运输难以很快恢复，产业链、供应链遭受破坏。但经过一段时间后，消费与生产需求反弹，进而引发很多国家很多物资突发性、阶段性供不应求和物价大涨，此时如果简单地因为物价大涨就认为出现恶性通胀，进而采取大幅加息等抑制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就可能非常危险。也正因如此，在2021年美国CPI同比快速提升，5月份增幅高达5%，直观看远超其2%的政策目标时，美联储依然不急于调整其为应对疫情而采取的刺激性货币政策的重要原因。
3.同样的财富总量，由于社会融资结构不同，所需要的货币总量也会有很大不同。社会主体购买所需的财富，如果主要使用自有货币或通过直接融资向其他社会主体借入货币，会增加社会财富的交易规模，但不会增加货币总量（实际上是提高了已有货币的流通速度）。但如果主要通过向货币投放机构间接融资借入货币，实现同样的财富交易规模，就会增加货币总量（实际上是因为原有货币流通速度比较低）。由于货币流通速度的调节，即使货币总量与财富总量发生偏离也并不一定引发物价水平的变化。
正因为存在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总量的调节，所以形成了经典的“货币数量理论”，即MV=PT（M为货币数量，V指流动速度，P是价格水平，T为交易数量）。在一个国家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结构及其影响的货币流通速度以及财富交易数量比较稳定情况下，货币数量与价格水平就呈现密切正相关的关系，货币数量的扩张或收缩必然引发价格水平的上涨或下跌。由此，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dman)将其归结为：“通货膨胀在任何地方永远都是货币现象”(Inflationisalwaysandeverywhereamonetaryphenomenon)。
这里，PT是指一定时期的交易总量，并不等同于一定时点的社会财富价值规模，因为社会财富同样存在流动速度问题，所以，以MV=PT所表示的货币数量理论并不严谨。货币与财富完整的相互关系应该是：MV1=PWV2（M为货币总量，V1指货币流动速度，P指价格水平，W是财富数量，V2指财富流动速度）。如果V1与V2基本稳定，那么M（货币总量）与PW（财富价值规模）的对应就会基本稳定。或者说，为保持货币总量与财富价值规模相对应，货币流动速度与财富流动速度的变化就会相互影响、协调变化。
需要关注的是，直观看，对外贸易出现较大顺差或逆差（即可交易财富净流出或净流入）相应出现较大外汇流入或流出时，在外汇管制不能流通而需要结售汇情况下，就会引发本币货币总量与境内可交易财富发生偏离，会引发通货膨胀或紧缩。但实际上央行可以通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或基准利率等调节货币乘数和货币总量，所以，贸易顺差或逆差并不必然导致货币超发或超缩以及通货膨胀或通缩，除非央行不作为难作为造成货币政策调节不到位。
4.CPI样本组成部分主要是终端消费品，其价格变化会受到上游产品，包括原材料、能源、劳动力等要素价格变动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同时，由于货币政策传导存在“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及金融市场-实体经济”的多个环节，也存在迟到时滞问题，所以，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仅仅盯住CPI的变化是不够的，还要前瞻性地观察工业品生产价格指数PPI或者采购经理人价格指数PMI的变化、金融资产价格指数变化（这方面还很欠缺）及其对CPI变化的传导速度和影响程度等。当然，这会增加很大难度，实践中只能是以CPI的变化为主，适当参考其他指标的变化进行货币政策方向、力度和节奏的调整。
5.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主要受制于社会对经济增长预期的变化，而不是由货币政策主导，宏观调控的作用是有限的。
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投放主要受制于社会主体的货币需求。社会主体的货币需求除受到财富总量变化影响外，还受到供求关系、物价走势预期变化的影响，使货币投放具有很强的经济顺周期性：
当人们对经济增长的预期向好时，其投资消费的需求以及对货币的需求就会扩大，就会带动货币投放扩大。货币总量增长超过财富规模增长，就会推动物价上涨。物价上涨又会进一步推动投资消费及其货币需求扩张，进一步推动货币扩张、经济增长、物价上涨，形成相互纠集螺旋式上升的通货膨胀态势。但最终这会导致产能和流动性严重过剩，因需求不足而推动经济增长掉头向下。
一旦人们对经济下行预期增强，投资消费及其货币需求就会萎缩，相关领域特别是制造业的资产价格就可能下降，而保值性投资的货币需求就会增强，就会推动具有保值功能的资产，如优质企业的股票、人口增长地区的房地产及黄金、外汇等资产，甚至一些重要的生活物资等价格大涨，造成市场不断分化，社会资源脱实向虚不断加强，经济金融风险进一步加大，实际上推动经济进入危险的“滞胀”状态。
在保值性资产价格也难以上涨转而下跌时，经济下行就会更加强烈，就可能造成全社会的恐慌，人们就可能急于将资产变现以偿还债务，并推动资本大量外流，货币快速贬值，货币总量随之大幅收缩，经济社会将由于不断强化的货币需求侧通货紧缩（表面上可能是物价飞涨或恶性通胀）而更趋紧张，甚至走向崩溃。
综上可见，以CPI作为观测通胀与通缩的中介指标，既是在现实条件下的一种合理选择，又存在明显不足。由于种种原因，很容易造成货币投放超出财富增长而形成越来越严重的货币超发，直观看，通货膨胀似乎成为信用货币体系下最重要的挑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投放根本上取决于社会货币需求，通货膨胀或紧缩更多的是受到社会货币需求的增长或收缩的影响，货币政策逆向调节可能发挥一定作用，但难以完全控制货币超发。货币需求的大幅收缩往往是在前期货币过度扩张之后才会出现，一旦出现货币需求侧严重的通货紧缩，经济社会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远比通货膨胀更加严重（因此有人说，通货膨胀是青春痘，通货紧缩是老年病），所以，即使在信用货币体系下，本质上，货币政策最主要的挑战依然是通货紧缩而非通货膨胀。
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政策财政化
在需求不足、经济下行阶段，企业和家庭部门往往不愿扩大负债以增加投资或消费，金融部门也不愿扩大信贷承担更大风险，就会引发严重的通货紧缩，如果不能及时采取刺激性宏观政策，就可能导致经济社会崩溃。所以，为维持经济社会稳定，就会迫使**加大经济刺激和社会救助力度，央行则扩大量化宽松（包括购买**债券，实行财政赤字货币化），不断降低基准利率甚至实施负利率政策，现代货币理论（MMT）成为这种行为的写照。
但这样做的结果却往往使货币大量流入保值性资产市场，大幅推高保值性资产价格，而很难流入实体经济，形成超乎人们想象的中央银行“大规模放水”（央行资产负债规模大幅扩张）、金融领域“流动性泛滥”（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上涨）与实体经济“通货硬紧缩”（CPI持续低迷）并存的尴尬*面。
这一过程中，推动利率降低与货币贬值，会使社会财富无形之中从货币性资产持有者向扩大负债和投资、持有保值性资产的群体转移（当然，在经济下行情况下，扩大负债与投资也会承担更大的风险，投资失误可能承担的损失远超利率降低的收益，真正能够投资成功的人并不多），没有强有力的资本利得税调节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就会推动社会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聚集，社会贫富差距快速拉大，使货币的发展越来越偏离维持币值稳定的本源和宗旨，货币政策越来越多地发挥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作用，“货币政策财政化”不断增强。这也使得货币政策单纯追求物价稳定的中性目标难以坚持，即使是美国，货币政策目标也首先是支持充分就业（维护社会稳定），然后才是维持通货膨胀率稳定。
可见，对经济增长的预期变化才是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主导或先导因素，货币政策主要是根据通胀或通缩的实际走势进行社会预期被动的逆向调节。货币政策在控制货币投放、抑制通货膨胀时相对有效，但在扩大货币投放、抑制通货紧缩时则相对被动和困难，特别是在零利率、负利率情况下更是如此。
在银行通过信贷可以充分满足社会货币需求的情况下，严重的通货紧缩一般都是在前期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产能和流动性过剩之后，因需求不足而产生的。所以，宏观政策逆周期调控重心必须前移，在经济上行阶段就要努力防止货币投放过度、通货膨胀过猛。
一旦出现重大突发事件，特别是面临全球性重大危机挑战，造**们对货币的信任受到重大损伤而急于抛售货币兑换物资或外汇（表面上看是物价暴涨的通货膨胀，实质上却是人们急于减少货币的通货紧缩）时，则不能犹犹豫豫贻误时机，必须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尽快采取相适应的刺激性宏观政策进行救市，努力维持金融市场和经济社会的稳定。
需要警惕的是，在经济全球化带动世界经济大发展之后，世界经济已进入“整体低迷、此起彼伏、持续萎缩”的下行阶段，民粹主义增强，国际矛盾加剧，世界格*裂变，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那些曾经参与全球化进程，现实了高速发展，推高了生活水平和劳动力成本，但产业过于单一，国内需求不足，对外依赖程度大，国际竞争力减弱的国家，为维持经济社会稳定，纷纷走上了持续降低利率至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实施规模不断扩大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包括财政赤字货币化）之路，导致央行资产规模与全社会负债率，特别是**负债率快速攀升、屡创新高，给经济社会带来更大的风险隐患。因此，从根本上看，世界经济社会制度、货币金融体系以及全球治理结构仍需进行深刻变革。
基本结论
实物货币的供应难以适应全社会可交易财富发展的需求，必然产生严重的通货紧缩并严重束缚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被信用货币所取代。再设想回归任何锚定物的实物货币或推出模拟黄金原理的数字虚拟货币，都是违反货币发展规律和逻辑而难以成功的。
信用货币与信贷投放（间接融资）的出现及发展，使货币供应得到充分保证，推动货币发展实现了质的飞跃，有力地支持了货币金融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是货币发展必须坚持的必然方向。但由于金融衍生品和金融交易的发展，实体财富与货币财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分化，投资与消费需求之外资产保值增值需求的增强，货币流通范围的扩大与流通速度的提高等，使得以CPI作为主要依据进行通胀或通缩的判断（货币币值的监测）、货币投放与货币总量的逆向调节存在诸多缺陷，变得越来越难，由此也使得货币超发越来越严重，货币整体上持续贬值和货币政策财政化态势越来越明显，派生出越来越复杂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使信用货币体系受到越来越大的质疑乃至诟病，使全社会对货币的认知和本质的把握出现诸多模糊乃至错误的方面，使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挑战，信用货币体系仍需深刻变革。所以，对货币的本质与发展规律，对信用货币的优势与隐患，对信用货币体系下通胀与通缩的判断与应对等，仍需仔细分析、准确把握。
经济｜金融｜民生
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对我国经济建设有什么重大意义
人民币一旦升值，为维持同样的人民币价格底线，用外币表示的我国出口产品价格将有所提高，这会削弱其价格竞争力；而要使出口产品的外币价格不变，则势必挤压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这不能不对出口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造成...
如何稳来自定物价?高三**
**:首先要稳定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其次要注意进出口贸易的顺差和逆差。不能过快增长和减少。商家:不麻木跟风生产过多的高利润产品，导致供过于求。人民:应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
谁在主导“逆全球化”——全球化的真实目的
相信有心的小伙伴应该能感受到，最近一段时间我国的国际形势并不太平。
一方面是美国加大了对我国的技术封锁和贸易限制，比如前段时间爆出的美日荷达成协议将限制向中国出口半导体产业部分尖端设备，又或者是针对华为的新一轮制裁，等等。
另一方面则是我们内部也时常对这种封锁的担忧，以至于时不时就引起“走计划经济老路”、“闭关锁国”等谣言。
前段时间我无意中在B站上听历届世界杯主题曲，基本上满屏弹幕都是羡慕以前那个年代多么美好，世界还叫做地球村，不同国家的人之间多么热情友谊。
话里话外对当今全世界“逆全球化”发展态势感到不满，更是隐隐约约暗指着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某个东方大国非要和美国对抗。
这点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一直是这么认为的，特别是18年贸易战开始的时候，我身边就有人一直说中国就是对外太“强硬”了，导致了大家都不喜欢我们。、
今年是个很特殊的年份，因为去年高层的确定性下来后，我们也就进入到了本轮中美之间围绕台湾博弈的最后冲刺阶段。
我觉得有必要好好和大家聊一下全球化是怎么回事，以及为什么有些国家现在又在主导逆全球化。
只有讲通了这些，我们自己的内部才能真正意识到当前国际*势的根源问题，我们才能从思想上团结在一起，共同迎接挑战。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聊过资本主义内生性矛盾，对于这个问题有的理解止步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劳动剥削和商品过剩”等等。
但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就一个道理——资本必然的扩张欲望。
其实这个道理很好理解，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环境下，就是弱肉强食，就是赢者通吃。资本如果不寻求扩张，等待它的就只有灭亡。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假设一个国家只有A、B两家服装厂，在完全计划经济的情况下，他们每个厂每年生产5万件衣裳，然后一共10万件刚好可以满足全国的需求。
但在自由市场环境下，如果B厂开始扩大规模，又或者是提升技术，最终它一年就生产了10万件衣裳，在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必然每件衣裳的成本就会下降。
这样的话，由于全国对衣裳的需求还是只有10万件，最终B厂就会以价格优势，将这10万件的需求全部吃进。
对于A厂来说，他一件衣服都卖不出去，除非降低利润。但极端情况下有可能成本价都比不上对方的卖价。
此消彼长下，最终A厂就被挤出了市场，最终就只剩下了B厂。
所以如果是在自由市场下，对于自身最好的决策，就是要努力想方设法去扩大再生产，去提升技术能力，最终仅仅只是为了自己不掉队，避免自身消亡。
而你想要扩大再生产又或者继续技术进步，就需要额外的资本积累，于是乎，尽可能地将劳动者剩余给积累起来，对劳动者想方设法地进行剥削，就一定会发生。
资本竞争下，就会出现生产过剩；而对劳动者剥削下，又会出现消费能力下降。直到某一刻这种供需平衡完全支撑不住，于是经济危机就这么来了。
而这就是一、二战发生的重要历史背景。
好，那当这一切已经发生后，要怎么摆脱危机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发动战争。
要解决经济危机，说白了就是要解决“供需平衡”，那就只有两个路径，一方面是供给下降，另一个方面就是需求提升。
首先，我们将一部分生产力转移成军事用途，再加上战场上任何物资都是消耗品，这就解决了部分需求问题。
其次，通过战争，我们就能摧毁其他国家的工业能力，这样市场上总体生产的商品就减少了，这就解决了供给问题。
最后，如果我能成功赢得战争，我就可以限制对方的发展，并且可以要求对方向我开放市场，于是我就可以获得新的需求。
在这么多“好处”的情况下，战争就是必然的结果。
就在大家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我们今天的主角，美国就登场了。
学过高中历史的小伙伴应该还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大的赢家就是美国。
原因就是美国是唯一一个本土没有受到战争侵袭的国家，当然夏威夷那个太远了除外，因此美国在整个战争中大部分时间就成为了一个生产者的角色，也就是所谓的“孤立主义”。
说白了，当其他国家相互损失着人命和工业能力的时候，美国孤悬海外，国土面积大、资源又多，它可以完全不受干扰地进行生产活动。
而这个时候它也根本不需要担心商品的消耗问题，因为全世界都在打仗啊，不管是同盟国还是轴心国，都得向它购买物资。
于是美国就在双边的战争贸易中，赚得盆满钵满。有种说法是说，如果没有美国，日本的侵华战争其实都根本发动不起来。
因为日本这个资源贫乏国，发动战争所需要的石油、橡胶、铁矿等都需要从外部获得，而其中最主要的来源就是美国。
本来日本想的是占领中国后，可以以战养战，结果没想到中国也是一个资源匮乏国，而且土地面积的广大和本身工业化发展低下，想要维持战争更是难上加难。
所以才会有后面外汇储备用尽后，没办法继续向美国购买战争物资，于是开始打起了东南亚的主意，而那边又是美国、英国、法国的地盘。
也就是日本进行了珍珠港偷袭，并开始入侵菲律宾（美国占领）后，同天（1941年12月8日）美国才对日宣战。
要知道在那之前美国本土“孤立主义”盛行，根本不想参与这场战争，这不废话嘛，安全地远离战场躲着，还能开足马力进行生产赚钱，这种日子谁希望结束？
但不管怎么样，战后的美国，拥有全球75%左右的黄金储备，本土基础设施几乎没有受到影响，综合国力空前高涨，已经成为了绝对意义上的超级大国。
但转过来看，资本主义内生性矛盾造成的经济危机，只是因为战争勉强渡过去了，但这个根源还是没办法解决。
即便在战后，美国迎来了报复性的消费热潮，看似一片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现象，但作为当下唯二的超级大国，美国该如何确保自己能度过下次危机？
于是马歇尔计划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就出来了。
马歇尔计划道理很简单，你们欧洲不是被打烂了嘛，正好我这里有过剩生产力，我们帮你们重建欧洲，这就是两全其美的事。
当然，除了这个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美苏争霸的地缘战略博弈问题，这个我们这里就不展开了。
那我们帮你们重建了欧洲，你看还几乎不要你们钱，我这个大恩大德你们是不是要报答一下我啊。
我也要得不多，你们就开放开放你们的市场就好了，所以你看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在马歇尔计划1974年7月正式启动后，立马就在同年10月就签订了。
它的宗旨就是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消除国际贸易中的差别待遇，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以充分利用世界资源，扩大商品的生产与流通。
虽然在后续很长时间内这个协定并没生效，但你看这是不是已经有全球化的理论雏形了。
然后在后来的岁月中，美国又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美元霸权的建立。
1971年之前的世界，国家发行货币主要是金本位或者叫做金汇兑本位，说简单点就是发行货币量是跟本国所拥有的黄金数量挂钩。
由于二战结束后，美国拥有了全世界75%左右的黄金储备，再加上美国当下的强势地位，自然就形成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
但这一体系有其保持国家顺差和逆差的悖论，经济学上叫做“特里芬难题”，再加上后面频发的美元危机，于是在1971年被尼克松**宣告结束。
这就是我们称作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于是从那之后，货币的发行就不再与黄金挂钩，而是与信用挂钩。
而信用是一个缥缈的东西，美国为了维持自己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该如何让别人建立起对我的信用呢？
于是美国想了一招，就是让美元和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宗商品进行挂钩，它找到了**的石油生产国，答应提供安全保障，从而换取石油贸易必须用美元结算的规则。
这其实本身也是流氓手段，毕竟当时**地区的乱，本身就是有美国在背后为某个国家进行撑腰，再加上当时美国的军事实力确实蓝星上数一数二，形势比人强就只能认。
于是石油霸权就这么建立起来了，再加上美国本身的军事实力，于是它们辅佐的美元霸权就稳了。
第二件事则是通过产业转移输出了劳资矛盾。
还是那个说法，资本主义内生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而这种矛盾的体现，最早就会出现在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中。
国家经济增长，但是低端产业由于利润低，无法给劳动者提供跟得上经济发展所匹配的待遇，于是劳动者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就会日益突出。
而这种矛盾是几乎没办法缓解的，于是美国的办法就是产业转移，将已经不适合自己国家的低端产业、甚至一些中端产业统统转移出去。
在转移的过程中，其实就是把过剩资本、劳资矛盾、环境污染等等问题给了其他国家。
但在那个年代，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资本和产业恰恰是稀缺的，所以接受产业转移的国家也就算是搭上了美国的便车，一时间经济也是突飞猛进。
一开始是欧洲、日韩，再后来是港台、东南亚、南美，甚至是后期的中国大陆，统统都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然后时间来到了90年代，苏联解体，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超级大国，左手抓着产业，右手抓着美元，全球化格*终于迎来了开花结果的时候。
于是世界贸易组织也就应运而生，美国所设想的能让美国永远富裕的格*就此出现。
看到这里的小伙伴可能会有疑问，为什么手握这两大法宝，美国就会永远富裕？
我们先来说一下美元霸权带来的收益。
很多人不太理解为什么美国这么执着于让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美元又是如何收割全世界财富。
其实方法有很多，这里我只举两个最常见的例子。
首先我要问一个问题，比如我国现在个税的起征点是5000元，那大家认为收入5000元以下的人真的就没有交税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究其原因就在于还有一种隐形税——铸币税。
通货紧缩和恶性通货膨胀都是恶，但适度的通货膨胀则是善。原因很简单，当处于适度的通货膨胀时，民众才有健康的消费行为，才能让经济保持活力。
而保持适度的通货膨胀，在排除特殊情况之外，普遍来说就需要持续的超发货币。
货币超发，于是商品价格提高，货币也就相对贬值，因此所有持有货币的人，财富间接的就缩水了，也就变相地被收了铸币税。
所以这也是很多人在说存钱不能致富，反而在之前房地产火爆的时候，借钱反而是赚钱的原因。
而美元就是相同的道理，由于美元是全球货币，再加上其他国家要保持本国币值的稳定，这就需要保持一定的外汇储备。
而美元是信用货币，他可以通过自由的超发货币，美其名曰“量化宽松”，就如同这几年这样，来解决自己国内遇到的经济问题。
于是，美元超发，币值降低，本身持有的国家就被美国收了铸币税。其他国家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普遍也只能跟着超发货币，最终美元的超发的税还是被转移到全世界的普通民众。
那有的小伙伴就要问了，为什么他这么乱搞没有影响到美元的信用呢？
谁叫别人强势呢，超级大国、美元霸权、军事霸权、科技霸权，在这些都没有破除之外，美元就还是最坚挺的那个。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国是吃亏最多的，一个方面我们是制造业大国，常年保持贸易顺差，再加上外贸型国家需要保持汇率的稳定，所以我们长期持有大量外汇。
美元一贬值，我们受到的影响就十分巨大。比如08年美国搞量化宽松，我们也跟着搞“四万亿救市”，其实是帮助美国稳定了它的币值，而最终结果是我们普通百姓的钱贬值了。
另一方面，当我们有大量外汇的时候，想要去投资美国的产业或者技术，美国又不允许，于是这些钱就只能购买美国的国债。
美国卖了国债，收回了美元，于是货币的流动性就回到了美国，美国就继续用这些钱进行发展。
而我们却是用实打实的劳动，换回了绿色的纸片，又用纸片换回了另一张白纸。这就是温铁军老师说的，我们在国际贸易中被美国“扒了两张皮”。
另外一种利用美元霸权获取收益的方式，则是制造流动性危机。
当美国进行降息的时候，美元的流动性就被释放到全世界，于是就会推高其他国家的资产、股市价格，人们有了钱就开始继续扩大再生产，造成一片欣欣向荣的“虚假繁荣”。
然后当猪被养肥后，美国就开始加息，然后全世界的美元就开始回流美国，于是这些国家就会造成流动性危机。
股市也崩，生产也没办法继续开展下去，公司为了维持住自身的发展，于是就只能低价转卖自己的优质资产。
而这个时候提前贮备了足够美元的美国跨国公司，就开始大量以低价收购这些优质资产，于是美国就这样获得了其他国家的优质产业。
韩国的三星集团，为什么大部分利润被美国拿走，就是在东亚经济危机的时候，被上面这个套路，被迫卖给了美国跨国资本求生，结果韩国的优质资产就这么流失了。
说完了美元霸权，我们再来聊一下自由贸易。
我先提一个问题，大家认为降低关税，让商品进行自由贸易，这件事到底是谁获利最大？
答案一定是发达国家，因为发达国家拥有更加发达的工业化实力，拥有更加成熟的产业能力，所产出的商品，其成本绝对是发展中国家比不过的。
所以在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就一定会占据贸易主导权。
我的商品能进入你的市场，而且还非常有竞争力，但你的商品来我这里后却不一定卖得动。
于是我白白获得了你的市场，解决了我的商品消耗问题，而你想要在国际贸易中有所收获，那就只能提供原材料，或者加工贸易型、人力密集型、环境污染型等我不愿意做的产品。
在美国设想的世界产业格*中，一共就分了5个级别。
第一级就是美国，它们掌握着最尖端的技术和产业，产出的商品都是高附加值高利润的。
第二级就是美国的盟友和一众小弟，比如欧洲、日韩这种，它们掌握着中高端产业，同样可以过得比较舒适。
第三级则是劳动密集型国家，比如东南亚、印度、中国这种，主要就是提供劳动力，做一些低端产业，永远给发达国家打零工。
第四级则是资源提供国家，主要是提供各种原材料就行。
第五级则是完全跟世界产业格*没关系，没人在意他们的死活。
于是在这样的世界产业格*下，所有国家分工明确，美其名曰叫做“比较优势”。
我美国技术好，所以可以做大飞机，你中国人口多所以适合做衬衫，最后8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可是我中国人难道不想造大飞机吗？
但正常情况下，所有人都打不破这个产业格*，低端产业利润又低，而科技霸权又掌握在美国手上，想要进行产业升级更是难上加难。
再加上上面说的美元霸权对全球进行吸血和掠夺，可以说当这个格*形成的时候，美国终于不需要再考虑资本主义的内生性矛盾。
因为高端供给被美国一家牢牢抓在手上，但同时它所面对的市场却是全世界。
至于其他国家会不会遇到供需平衡问题、劳资矛盾、环境污染等等问题，那就不是我能操心的了。
美国人民未来就只需要做一件事——愉快地消费和享受生活。
如果按照正常逻辑，美国将永远保持住自己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但事情不出意外的就出意外了。
原因就在于这个世界出了一个另类——中国。
客观来说，中国的发展确实也是搭了全球化的便车，如果没有加入到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产业格*中，我们的发展还会遇到很多阻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挖了美国的墙角。
一方面是我们在搭便车的过程中是实打实付出了“代价”的，资产收益、环境问题、人民的辛勤劳动等等；另一方面美国还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
理论上说，美国手握两大法宝，正常情况下没有任何国家能脱离美国的桎梏。
但是中国就很不一样。
首先是金融领域，我们国家限制外部资本的自由流动一直是美国攻击的对象，于是美国想要利用美元制造流动性危机，这个对我们来说就大打折扣。
更重要的是我国涉及到民生领域的产业，基本上国外资本想碰都碰不到。
甚至为了自身安全，宁肯多花钱也要保证“18亿亩耕地红线”，就是顶住压力也不能让美国低价粮食全面攻占人民的餐桌。
而在产业方面，由于我国确实劳动力多，所以人力成本便宜，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就足够强，于是在低端制造业时期也是攒够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而更重要的是，由于人多，于是我们的市场就大，消费力就强。
外部国家为了抢占市场，亦或是获取更多投资回报，于是纷纷加大了在中国的产业投资。
再加上我国**的治理能力和发展决心，我们体制的优势可以让我们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同时我们的民众确实争气，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提升技术，慢慢地就从低端产业升级到中端，再到后来开始进军高端。
当美国人反应过来的时候，居然发现，这个国家在国际产业格*中，早已不是原先预想的，只是提供劳动力的国家，已经开始隐隐在威胁它的地位。
当然并不是说之前美国就完全没管中国，其实早就发现并想要遏制，但是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为了100%的利润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美国本身又是资本立国，背后又是被各资本集团所控制，这能从中国这里赚取远超其它地方的利润，谁都不想放弃这块蛋糕。
再加上时不时美国就要出点乱子，比如01年的“反恐战争”，08年的次贷危机，等等。
每次美国想要腾出手来收拾我们的时候，总会有一件什么事拖住了美国的脚步，所以为什么在互联网上我们总是在说中国的“国运”问题。
反正事情最终的结果就是当美国真正转过头来看中国的时候，这才意识到这个国家已经发展成一个已经不能忽视的对手了。
到这个时候，如果还不能集中力量来进行和中国的对抗，那美国所梦想的世界霸权，很有可能维持不了多久。
于是，什么贸易战、科技封锁就都来了，而它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就是——逆全球化。
所以我们做错了什么吗？我们不就是想让中国的国民能吃饱穿暖，过上好日子，所以不得不继续发展。
而这一切在美国眼里，就是最大的恶。因为在他眼里我们就只配一辈子在血汗工厂卖苦力，用中国人民的血汗，来支撑美国人民舒适的生活。
不管我们在这个时候是要继续“韬光养晦”，还是面对美国的无理诉求进行抗争，这都不是中美关系变差的最根本原因。
只要你中国还在继续发展，中美之间的竞争就一定还要继续。
那问题就来了，小伙伴，如果是你，现在你会选择怎么做？
我是Marx乖巧，为您送上时政热点的思考。
如果您觉得写得还行的话，那就请点个关注点个赞吧，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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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回归的时间点，可能全世界都心里有数
国家为什么会因为贸易顺差而使一方的货币升值呢？
国际贸易顺差指出口大于进口，出口产品收取外汇，进口则要用外汇；贸易顺差则产生外汇收入，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自然外国对本币的需求增加，本币就升值。
我国**为什么要保持人民币币值稳来自定
一、经济因素的影响 1 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影响购买力平价是从货币数量角度对汇率进行分析，曾一度成为解释汇率的主流理论。但它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它只考虑了商品和劳务，而没有考虑资本流动。实际上购买力平价无法计算出来，因为交通运输成本、关税、配额以及非关税壁垒等条件的限制，会使本国拥有的外币的价值受到影响，汇率也就不完全是不同货币的相对购买力的可靠反映。 2 利率平价理论的影响早在金本位制时期，人们就意识到国际资金流动的发展使汇率与金融市场上的价格——利率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产生了利率平价说。它侧重于研究资本流动，阐述了利率与汇率之间的联动关系。近年研究表明，虽然我国是资本管制国家，但管制之外已经有相当规模的国际资金流动。所以，国际资金频繁流动对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以及利率形成冲击。因此有必要将利率平价应用于人民币汇率的决定。但是，许多分析结果表明，由于受交易成本，资本管和**风险的影响，市场上的汇率与利轩价所确定的汇率之间存在着偏离。 3 国际收支差额的影响国际收支是影响汇率的最直接的一个因素，如果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对外债务增加，引起外汇需求增加而可能导致外汇汇率上升和本币汇率下降。顺差意味着对外债权增加，本币需求增加，可能促使本币汇率上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国际收支的总规模不断扩大。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使我国外汇储备大幅提高并持续增加，从而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急剧增加。 4、其他经济因素的影响 比如，人民银行的干预和货币供应量。人民银行的干预能在短期内对汇率产生积极的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会使利率变化，由于资本的国际间流动进而影响汇率，等等。 二、**因素的影响 1 汇率联系着国内、国外两个经济体 汇率作为一种价格与其他任何价格在属性上都不同，汇率作为一种价格的特殊性在于它直接联系着国内和国外两个经济体，而其他的价格如利率等都不具备这个属性。在复杂的国际**经济的博弈中，一个大国在何种程度上可以长期维持其经常项目的顺差或逆差并不纯粹是一个经济学的命题。因为全球所有国家的顺差与逆差的代数和为“0”，所以，各国在国际收支问题上的博弈，是零和博弈。如果博弈的一方实现了最优结果，表明博弈的另一方失败了。 2 各国之间的博弈能力不同 大国之间在汇率问题上的博弈能力可以区分为三个层次主动性权力、阻止性权力、被动性权力。阻止性权力是一国有效阻止别国采取不符合本国经济利益的政策之能力；被动性权力是一国经济利益不受别国制约的能力；主动性权力是一国迫使别国主动采取符合本国经济利益的政策之能力。在汇率与国际收支这样一个零和的双边或者多边博弈中，主动性权力的实质就是一国迫使别国主动采取损害其自身经济利益的汇率政策之权力，这实际上也就是经济霸权的学术性表达。比如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美国国会通过法案，采取美国国内法的形式，迫使人民币升值，体现了充分的主动性权力。在当今世界上，大概也只有美国享有这种权力，当然，这不等于说，美国的贸易伙伴国之汇率水平都会在这种霸道的主动性权力的压迫下而普遍高估。 三、我国当前经济形势下计算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应注意的问题 1 必须考虑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特殊性 我国现在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阶段，也是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在这个特殊阶段，我国将面对比较特殊的问题，例如金融业的彻底对外开放以及资本市场相应的完善措施，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与改革相关的制度安排，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该考虑这些制度安排对均衡汇率水平的特殊影响。 2 对内部均衡的衡量标准进行相应更正 之前的汇率理论均有关于一国国内内部均衡的定义，即以一国是否已经实现充分就业为主要的衡量标准。同时我国面临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对内均衡的定义应该服从当前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因为汇率制度改革和汇率水平调整会导致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促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须满一些条件，这些条件是由我国经济的基本因素决定的。 3 均衡汇率理论应由长期汇率转变为短期汇率 因为均衡汇率以内外部同时实现的均衡为条件的，因此均衡汇率理论应是从经常项目决定模型转向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共同决定的模型，但是要想将资本账户余额变化的决定作用在均衡汇率决定过程中体现出来，就必须建立资本账户与汇率之间的联系，而这一发展过程要实现的关键是从实际汇率理论向名义汇率理论的转化，因为名义汇率实际上就是一系列资产组合决定的变量，因此名义汇率不可能是长期的，所以均衡汇率理论应有长期汇率水平转向短期汇率水平。
为什么贸易顺差会导致本国币值的升值压力?
不明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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