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一带一部(“一带一部”指的是（ ）。)
作者:“admin”
“一带一部”指的是（ ）。 AD解析：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南时提出，湖南要发挥作为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的区位优势，抓住
“一带一部”指的是（ ）。
AD解析：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南时提出，湖南要发挥作为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的区位优势，抓住产业梯度转移和国家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大机遇，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加快形成结构合理、方式优化、区域协调、城乡一体的发展新格*。
一本正经是什么意思
原指一部正规的经典，后形容态度严肃庄重，有时也带讽刺意味。一就表示一个。。。正，正规。。经，经典。。，取经的第六个意，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或宣扬宗教教义的著作：经书、经典、道经、佛经。
...长江流域生活着哪一远古居民?生活有什么特点?
这两条大河应当相提并论,正如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构成了巴比伦文化主干,印度河、恒河构成了印度文化主干一样,中华文化的主干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龙凤呈祥,共创辉煌。考古工作者正在不断揭开长江流域居民的生活源头。1956年至1957...
一带一路是什么意思?
一带一路（TheBeltandRoad，缩写B&R）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13年9月和10月由我国最高领导人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的国际组织战略构建
内容提要：d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崛起的中国已经从国际组织的参与者向改革者、创新者转变。2013年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虽然源自中国，但属于世界，是中国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提供给世界的公共产品。它不仅在物质层面给参与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也在观念层面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体现了新型全球治理观。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需要中国积极在国际组织中设置议程，嵌入理念话语，在全球和地区组织中扩散新观念，与国际社会沟通，形成共建“一带一路”的广泛国际合作共识。“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已写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以及其他区域组织等有关文件中。未来，中国还需要从增强自身在国际组织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扩展现有国际组织的职能范围和推动关键的节点组织采纳政策倡议三方面入手，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的规范性原则与具体倡议得到更多国际组织的认可、接受和采纳，提高国际组织参与“一带一路”的积极性与效率，促进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普惠、共赢方向发展，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更加坚实的理念基础。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 全球治理 国际组织 公共产品
作者简介：袁正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研究所研究员；赵洋，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来源：《拉丁美洲研究》2023年第3期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正式提出以来，走过了十年的历程。在十年间，中国和相关国家开展了众多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金融、科技和人文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一带一路”倡议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与此同时，国内外学术界就共建“一带一路”展开了多维度研究，产生出诸多兼具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的成果。不过，既有研究对于“一带一路”的基本规范性原则与具体发展倡议同国际组织的对接问题尚有待进一步推进。事实上，在“一带一路”所倡导的“五通”当中，位于第一位的就是政策沟通。政策沟通既是“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各方开展合作的**基础，也是贯穿各领域互联互通的普遍原则。政策沟通不仅仅涉及“一带一路”同共建国家就发展倡议与计划的对接，也涉及同国际组织的发展倡议的对接。截至2023年1月，中国已经同15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同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也被写入了联合国、二十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等全球和地区性组织的重要文件中。
国际组织是当代全球治理的重要主体，“一带一路”则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促进全球治理转型、解决全球治理赤字的重要路径。然而，现实中各类国际组织在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时往往缺乏效率，难以满足国际社会对于全球治理的普遍需求。国际组织在日常运作中既需要满足成员国的利益，也需要满足广义上的全球公众的利益，两者之间存在一定张力。“一带一路”所坚持的“丝路精神”与所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治理理念同各类具体的发展倡议结合在一起，为促进国际组织克服自身*限性以更加公平、有效地运作提供了行动蓝图。因此，推动“一带一路”的规范性原则与具体倡议同有关国际组织的发展理念与倡议对接，是进一步促进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普惠、共赢方向发展的重要前提。
中国同国际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就是推动“共商、共建、共享”以及“一带一路”的具体发展理念得以在国际社会中被广泛接受的前提条件。所谓良性互动，是指中国同国际组织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互相吸收有益的发展经验，并及时将这种经验转化为自身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国际组织的参与促进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多边议程化，即通过多边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更加规则化、专业化和机制化，并转型升级为国际发展议程。多边议程化有利于“一带一路”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使其成为更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
“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和国际组织的互动是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不断发展和升级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变，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为推动人类共同发展做出了应有贡献……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到2000年时，中国加入**间国际组织的数量已经同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相当,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重要机构的成员。特别是在2001年，在经过十余年谈判之后，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了新一轮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当中，中国对待国际组织的态度主要是全面的学习与磨合，并且逐渐扮演建设性的角色。到了21世纪初，中国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已经发展为国际共同体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随着中国不断深入参与国际组织的各类活动，现有国际制度的缺陷对中国构成的制约也愈加突出。一方面，随着逐渐成长为一个经济大国，中国在国际体系中需要关切的利益越来越多，而部分现有国际组织的制度安排和规则规范等却对中国维护自身正当利益构成了制约，甚至被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化、工具化。另一方面，随着参与国际组织事务的深入，中国也将自身的背景知识带入国际组织中，同指导这些国际组织运作的现有理念（这些理念主要出自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碰撞。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讲，所谓大国就是具有普遍利益的国家，即这些国家拥有同国际体系一样广泛的利益，而这在今天意味着世界范围的利益。随着中国快速成长为一个经济大国和国家利益不断向外延伸，如何在国际组织中维护和增进自身正当利益成为中国面临的重要挑战。然而，大部分现有国际组织（也包括各种类型的国际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非中性，即一种规则或制度对于不同参与方而言其含义是不同的，因而那些从既定的制度当中或者可能从未来的某种制度安排当中获益的个人或集团会极力争取或维护对他们有利的制度安排。观察当前全球治理中的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就会发现，无论是发源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还是各类**、安全、经济和环境等领域的制度，都是依赖于非中性规则来运行的。这是因为这些组织和制度大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即西方国家在全球权力分配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时期所建立的，主要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偏好和价值观。各种组织和制度往往反映了它们在建立之初时普遍存在的权力关系，并且倾向于推动人们的集体理解与这种权力关系保持一致。
在这些组织和制度建立之初，西方国家利用自身在世界**中占绝对优势地位的权力塑造了一种话语霸权，使这些组织和制度被广泛地认为是“合法”和“正当”的。也正是利用这些非中性的组织和制度，西方国家才得以在战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维持了自身在世界**中的优势地位。例如，世界银行对于各国的贷款显著受到美国利益的影响，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其他国家的贷款条件也根据这些国家同美国关系的亲疏而有多寡之别。如缺乏美国的支持，很难达成一项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在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中，规则的非中性往往表现为在利益分配上对于主导性大国的偏向性。这种偏向性主要通过例外条款、加权投票、否决权等方式实现，并且在联合国安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中都得到了明显体现。对于主导建立支撑当代国际社会的各类规则的美国而言，控制国际规则的制定过程已经为其在国际贸易与金融等领域带来了巨大收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建立的国际秩序中包含了很多有利于美国的重要规则，并且美国与盟国的同盟条约也往往包含不对等的内容。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后来的世界银行）有利于防止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无**状态，但是它们也被美国强大的经济力量所支配，因而被一些批评者贴上了“美国经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载工具”的标签。美国为这些机构的运作提供了大量资金，也对其活动保持了与之相称的控制权，因而人们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服务于美国长远利益的初衷已不再有任何疑问”。
现有国际组织或制度的规则非中性对中国所构成的限制表明，中国需要成为国际组织的改革者与创新者，而不仅仅是参与者。这里的改革创新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中国需要推动现有国际组织的变革，将自身的发展理念嵌入这些国际组织，促进这些国际组织的运作更加公平和公正，使各国能够平等地参与这些组织的活动、共同从这些组织中受益；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创建能够更多地反映自身全球治理理念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新型国际组织，以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无论是推动现有组织改革还是创建新的国际组织，都涉及中国向国际社会推广自身的观念公共产品。只有将在现有组织或制度内的“改制”同构建新组织或制度的“创制”相结合，中国才能在全球治理中维护和增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才能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在国际经济治理方面，中国积极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二十国集团等机构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主要包括份额分配制度改革、汇率监督改革、救助机制改革和特别提款权改革。200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了一项有关增加发展中国家份额的改革提案，并于2010年通过了一份具体改革方案。经过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努力与积极争取，这份改革方案在2016年正式生效，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话语权得到大幅度提升。改革后，中国的投票权份额从第六位上升到第三位，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份额总体上也都有所提高。
在二十国集团中，中国积极推动该组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早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的2010年，中国就主张要将二十国集团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机制转变成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在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前后，中国积极利用主场优势发挥议程设置主动权，引导峰会取得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引领性、机制性的成果，起到了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为全球增长提供动力、为国际合作筑牢根基的积极作用。在这次峰会上，习近平**提出了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的五项建议，包括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合理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金融稳定；创新发展方式，挖掘增长动能；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夯实机制保障；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以及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包容性发展。同时，习近平**还提出了进一步增强二十国集团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作用的四项建议，包括二十国集团应当根据世界经济的需要调整自身发展方向，进一步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要把每一项行动落到实处，让二十国集团成为行动队，而不是清谈馆；充分倾听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使二十国集团工作更具包容性以及坚持同舟共济的伙伴精神应对危机挑战，实现共同发展。
在“创制”方面，中国积极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建设，使其作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重要投融资平台为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亚投行以推动可持续、创新和互联互通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目标，通过向成员国提供财政支持来实现这一愿景。亚投行在基础设施和其他部门的投资寻求培育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创造财富和改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通过提供个性化的投资来帮助成员国应对挑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推动亚投行的建设与运营不是要同发达国家主导的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机构，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展开竞争，而是要对它们构成补充，使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构能够同旧有机构相互促进、取长补短。世界银行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多边开发银行，曾经在较长时间内为促进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帮助。但是当前这一机构也面临诸多批评，包括不可持续的发展政策、批准周期过长、没有充足的财政能力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政策条件过于苛刻等。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项短板，而它们又不能从世界银行或亚洲开发银行等传统多边开发银行处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才筹建了亚投行，积极向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支持。这一多边开发银行不是由中国单独主导，而是由各成员国共同主导。同时，亚投行也无意于改变当前的“游戏规则”，在借贷标准上同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保持一致，同众多多边开发银行相互补充，对世界银行的运转也没有产生负面影响。对于亚洲基础设施融资的巨大需求而言，新老多边银行机构之间的互补空间广阔。亚投行这类新型机制弥补了既有机制的主要缺陷，创新了业务模式和融资机制，可以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高质量、低成本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以说，亚投行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具体“瓶颈”而建立的机构，关注的重点是现有多边开发银行不能满足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巨大需求。它的建立既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资金问题，又可以促使传统的多边开发银行反思自身不足进而推进机构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到国际组织的事务当中，大体上接受了现有的国际机制，并且成为国际体系的改革者和支持者。现在，国际组织或制度出现了基欧汉所说的“争论的多边主义”。中国通过积极参与“改制”与“创制”，致力于推动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同国际组织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为“一带一路”合作理念得到国际社会更加广泛的接受奠定了良好基础，而“一带一路”合作理念与国际组织发展理念的契合性成为实现共建“一带一路”与国际组织对接的必要条件。
除各类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项目以及各种贸易往来与人文交流外，发展理念的倡导也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15年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白皮书中，就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作为“一带一路”的指导理念，提出要以此为基础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在世界各国之间塑造有关共识，包括当前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应对这些挑战的方式，未来的国际社会应当是什么样子，以及各国应当采取哪些行动来构建理想的国际社会等方面。“一带一路”本身就是塑造共识的载体，其深入开展也伴随着发展理念的传播。在“丝路精神”基础上，中国进一步提出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的进程中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与沿线国的发展战略对接。“共商、共建、共享”是针对当前国际社会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而提出来的，代表了一种新型全球治理观。
在当前国际社会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愈发突出，两类国家群体都对现今的国际秩序有所不满。对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而言，尽管在21世纪的头20年中世界经济的总量有了显著提高，但这些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却下降了。这就导致发达国家担心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会侵蚀其既得利益，影响它们对于世界秩序的规则的制定权。正因为如此，美国特朗普**才会大力推动“美国优先”，并不顾各方反对大肆“退群”。拜登**上台后虽然改变了特朗普**的某些单边主义做法，但仍然执着于在世界**中构筑排他性的小集团和联盟体系，大搞经济、**、军事、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对抗。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虽然它们的经济总量提高了，但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并没有相应提升，反而不断受到发达国家的排挤和打压。发展中国家面对的紧迫需求在于推进全球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争取更多的平等权利，增强自身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而这就要求首先改革全球治理的理念。“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正是针对当前全球治理中存在的核心问题而提出来的，是为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平、公正、普惠、共赢方向发展而开具的一副“中国*方”。它以解决当前世界各国面临的现实挑战为着眼点，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总目标，回答了“谁来治理”“怎样治理”和“为什么治理”等重大问题，强调治理的多元主体、开放包容和公平公正。“一带一路”以构建多元协商的合作体系、开放包容的世界经济和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共同体为主要内涵和目标。
在更具体的层次上，“共商、共建、共享”则体现在“一带一路”倡议包含的各种发展倡议和理念。“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独角戏”，而是沿线各国的“大合唱”。因此，共建“一带一路”的途径是“以目标协调、政策沟通为主”，不刻意追求一致性，可高度灵活、富有弹性，是多元开放的合作进程。这就要求将“一带一路”的发展理念同其他国家、国际组织的发展理念相互对接，以推动各方携手应对当前全球治理中的各种挑战。国际组织特别是**间国际组织是“一带一路”对接发展理念的重要对象，因为这些组织在推动国际规则与规范形成、协调各国行动、设置国际议事日程、推动特定问题的凸显性、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乃至影响国家利益的优先选项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全球治理本身就是一系列的规则体系，依赖于主体间意义而存在。换言之，只有当大多数人接受它的时候，治理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否则国家**即便面对强大的抵制力量也仅仅会依照自身意志行事。
在无**的国际体系中，不存在集中化的、有能力在全球层面上强制推动决定的权威。塑造关于治理的规则和规范的主体间意义并非易事，即使行为体在相关问题上拥有非常明确的共同利益以及采取行动的意愿，要建立能够维护这些共同利益的行为规范仍然需要经历艰难的讨价还价。虽然从长远来讲，各方都可以从合作参与全球治理中获益，但是就短期利益而言，各方仍然存在较大分歧。这就是为什么在全球治理中经常可以观察到诸如“囚徒困境”“公用地的悲剧”或“集体行动的逻辑”等困境，需要**间国际组织有效发挥协调各国行动的作用。
因此，相较与沿线国的发展理念和倡议相互对接，在共建“一带一路”中推动与国际组织的发展理念和倡议对接同样重要。“一带一路”本身是完善当前全球治理、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要举措，是中国为国际社会贡献的重要公共产品。与此类似，“一带一路”所包含的基本理念与发展倡议也是中国为国际社会贡献的观念公共产品，需要得到包括各类国际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的理解和认可。国际组织并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和反映国家的利益，成为国家谋求自身利益的工具，对国家行为施加外部约束、克服市场失灵、促进信息流动；其功能还包括创建行为体，具体化这些行为体的责任和权威，定义这些行为体应该做的工作并赋予这些工作以意义和规范性价值。即使在缺乏物质性资源的条件下，国际组织也可以通过建构社会世界来施加权力。
“一带一路”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途径，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宗旨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理念创新贡献中国智慧。“共商、共建、共享”作为“一带一路”的总体性原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一带一路”中所包含的各种发展理念与倡议，则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具体化，是指导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规范。具体规范需要依赖于总体性原则而存在，并且以总体性原则为指导。在社会实践中，规则通常塑造了意义，并且建构了行动的可能性范围，并往往涉及人类活动的具体性，它是一系列关于社会行动的具体性倾向。作为总体性原则，“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了各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行动框架，告诉各国“应该怎样参与全球治理”，而共建“一带一路”所包含的具体发展理念，无论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南南合作理念还是绿色发展理念，都是指导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如何具体行动的规范。中国同国际组织围绕共建“一带一路”互动的宗旨，就是将作为总体性规则的“共商、共建、共享”以及各种具体的发展理念转变成国际组织的目标、议程与行动规范，从而推动国际组织依据这些理念建构社会世界。
中国要将“共商、共建、共享”作为指导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就需要使这一理念成为构成国际秩序的基本规范。这种基本规范可以理解为斯密特（ChristianReus-Smit）所说的“根本制度”（fundamentalinstitutions），根本制度构成了国际社会的规范性基础，它同制度性实践之间是相互构成性关系。一方面，根本制度通过基本的制度性实践得以生产和再造；另一方面，这些实践的意义是由在实践中展现出来的根本制度性规则所定义的。也就是说，根本制度决定了国家之间在国际无**状态下的共存方式。如果说中国需要推动“共商、共建、共享”成为构成国际秩序的根本制度，就必须推动这一理念被世界上主要的国际组织所采纳。在此基础上，就可以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的具体发展理念即“共商、共建、共享”这一根本制度框架下的具体实践活动同这些国际组织对接，推动国际组织践行这些理念。国际组织具有“规范倡导者”（normentrepreneurs）的角色，可以说服一定数量的国家接受一种规范，从而为规范的进一步传播奠定基础。当足够数量的国家接受“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的时候，这一理念就会作为一种主体间意义而存在并成为一种指导全球治理活动的规范性原则。
不可否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当中，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确实为促进全球经济从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破坏中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当西方国家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明显下降时，或者说当这些国家已经无力再为维护国际秩序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时，继续维持所谓国际等级秩序只能进一步加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使发展中国家在承受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的同时却不能享受到全球化所带来的收益。这就会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进一步阻碍各国通过开展国际合作来推动全球治理。“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正是针对当代全球治理中愈发突出的话语权分配不平等、权责划分不明确、利益分配不公正等问题而提出的，有助于促进各类国际组织在解决全球治理赤字中发挥更大作用。作为“一带一路”的基本原则，共商就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寻找利益契合点；共建就是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大家心往一起想，劲朝一处使，把项目落实好，形成更便利、更普惠的制度安排；共享就是确保所有参与者都能从“一带一路”中获益。
“共商、共建、共享”突出了全球治理的协商本质，表明治理应当建立在各国之间的共识的基础上。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各国之间存在利益分歧是客观现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各自的目标和利益诉求。但是，除各国的特殊利益之外，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共同利益，而全球治理就是以各国关于彼此之间共同利益的共识为基础的。这要求国家之间就彼此的利益关切进行协商，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就国际组织而言，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不能仅仅是实现少数国家利益诉求的工具，而要追求实现“全球公益”。因此，国际组织要以超越个体国家利益的公共利益为导向，促进各国采取共同行动以解决这些涉及全球公共利益的问题。国际组织所做出的决定应当是以对话和商议而非强制和诱导为基础的，各国在国际组织中应通过平等的对话达成协议。做出集体行动的过程是一个“实践推理”（practicalreasoning）过程，通过这一过程，行为体可以识别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明确应当怎样做来解决这些问题。规则对于解决全球治理所面临的问题而言是重要的，但是规则必须通过商议来制定，而不是由少数国家强加给其他国家。商议是规则具备正当性的基础，它意味着有效的原则是通过对话建立的，在对话中各方寻求达成协议。所有国家都会受到全球性问题的影响，都可以且有必要参与到涉及全球治理的商议过程中，原因在于规则或规范只有在其利益可能受到它们影响的国家都同意的条件下才能够是有效的。在商议过程中，不存在预设的“最佳方案”，各方都有可能说服对方，也有可能被对方所说服。这种说服不是依赖于强制力，而是依赖于“更好的论据的力量”（theforceofthebetterargument）来实现的，一方是否能够说服对方的关键因素在于自身所使用的论据的说服力。由此可见，将商议引入到全球治理中可以很好地解决构成全球治理的规则和制度的非中性问题。国际无**状态意味着全球治理只能依靠具有“说服正当性”（persuasivejustification）的制度来开展，而商议为制度提供了说服正当性。它为制度建立了一种话语责任，表明制度所做出的决定是服务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要有效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更好地推动公平公正的全球治理体系，将“一带一路”所包含的规范性原则以及这些在原则的指导下产生的具体发展理念与倡议嵌入各类国际组织中是一条有效途径。
联合国是当代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众多的地区性国际组织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主体，这些地区性组织在治理实践、治理机制与治理效力方面，往往具有其他组织不可比拟的优势。在2019年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就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联合国、东盟、非盟、欧盟、欧亚经济联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发展和合作规划对接，同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一带一路”在可持续发展、南南合作和绿色发展三个领域同联合国的议程进行了对接。可持续性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基本内涵，它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器物层面，指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二是制度层面，指国际和国内制度的可持续；三是精神层面，指生产和生活理念的可持续，即代际的可持续。简而言之，可持续发展就是包容发展，努力实现先发与后发平等、大国与小国平等、代际平等，改变西方不包容他者、不包容代际的现状。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同样致力于推动包容、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并且强调基础设施建设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联合国2015年发表的《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可持续发展分为经济、社会和环境三方面，并列出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主要内容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则同这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都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就南南合作而言，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推动发展中国家之间开展务实合作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目标。习近平**曾经指出，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强调中国在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不搞我输你赢、我多你少，在一些具体项目上将照顾对方利益。联合国始终将促进南方国家在技术、经济等方面的发展合作作为重要工作内容，并已就此同“一带一路”开展了多个项目对接。绿色发展也是“一带一路”所坚持的发展理念。当前，建设绿色“一带一路”已经被确定为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的重大举措和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载体。绿色“一带一路”同联合国所倡导的建设绿色经济、促进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高度一致，因而联合国也在同“一带一路”参与各方围绕绿色发展展开对接。
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同样是与“一带一路”对接的重要组织。上合组织不是传统的同盟或集体安全体系，也不是少数国家构筑的“小圈子”，而是一种新型合作机制，具有开放、不排他、不针对特定第三方等特点。上合组织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为指导，贯彻“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是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促进地区共同发展的重要机构。“一带一路”所秉持的“丝路精神”同“上海精神”高度一致，“一带一路”和上合组织不仅在地域上都涉及古丝绸之路沿线的中亚国家，而且都强调平等、互信、互利、开放、包容的理念。途经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的六大经济走廊之一，它是一条能源走廊，沿线的中哈原油管线被称为“丝绸之路第一管道”。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沿线地区深受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活动的困扰，相关势力也对“一带一路”建设构成了威胁。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一带一路”意在实现地区富裕和财富共享，而这就同以打击现有政权、掌握国家权力为目标的极端组织之间存在着冲突。另一方面，“一带一路”的开展有利于推动各国共同富裕、促进地区繁荣，而这会压缩极端组织的活动空间，动摇极端组织的存在基础。基于这两方面因素，“一带一路”很容易成为极端组织攻击的目标。而上合组织的核心目标之一便是打击恐怖主义活动，当前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安全合作机制。在2022年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上，成员国领导人共同发布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撒马尔罕宣言》，重申将“坚决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继续采取积极措施，铲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根除潜伏的恐怖分子及其藏身之所”。在实践中，上合组织协调成员国一致行动，打击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为“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提供了重要保障。
同非洲国家的合作长期以来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洲联盟（简称“非盟”）则是“一带一路”深入非洲大陆的重要支点。中国在同非洲国家的合作中，长期坚持正确义利观，秉持“亲诚惠容”“真实亲诚”理念，帮助非洲国家发展民生。在2015年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提出要将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提出了做强和夯实中非关系的“五大支柱”：**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明上交流互鉴，安全上守望相助以及国际事务中团结协作。同时，习近平提出要开展中非之间的“十大合作计划”，包括工业、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金融、绿色发展、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等。在2018年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发表的《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进一步提出中非赞赏“一带一路”倡议遵循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认为“一带一路”倡议顺应时代潮流，造福各国人民，指出非洲是“一带一路”的历史和自然延伸，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将为非洲发展提供更多资源和手段，并表示中非双方一致同意将“一带一路”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非盟《2063年议程》和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紧密对接。具体而言，《2063年议程》是非盟于2015年通过的一项有关非洲未来发展的长远规划，其目标是在50年内建成地区一体化与和平繁荣的新非洲。但是，当前非洲在实现这一愿景上面临不少挑战，包括对大宗商品的出口过度依赖、全球经济不景气、恐怖主义向非洲渗透等。非洲一些有识之士指出，“一带一路”有助于非洲国家的自主能力建设，它不仅仅帮助非洲国家建设基础设施，而且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特别地，中国不像西方国家那样仅仅将非洲视为人道主义政策的投放地，而是将非洲作为平等的重要伙伴加以认真对待。非盟委员会前副**伊拉斯塔斯·姆文查也表示，“一带一路”倡议符合非盟《2063年议程》发展方向，加速了非洲各国基础设施现代化和市场联通，将带来非洲发展数字经济所需的技术和资本，有利于提高制造业能力，带动技术转移，推动绿色融资，促进人文交流。要实现《2063年议程》，非洲国家还需要在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地区互联互通、发展能源和通信技术以及促进就业等方面持续努力，而以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共建“一带一路”正可以帮助非洲国家弥补发展短板，实现社会经济快速、协调、可持续发展。
东南亚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沿线地区，“一带一路”包含的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纵贯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并以新加坡为终点。因此，同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的发展倡议对接也是“一带一路”深入推进的重要保障。中国在同东盟的交往中，坚持相互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照顾彼此舒适度等原则，特别是尊重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中国同东盟国家拥有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共同历史记忆，当前也都面临着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国家富强的历史任务，因而，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也体现出彼此一致的原则。东盟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以不干涉内政和协商一致为核心的“东盟方式”，并使其成为东南亚次地区建构安全共同体的主导性规范。“东盟方式”的核心是“东盟中心地位”，即通过构造各种关系网络实现关系平衡，维持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核心地位。东盟的关系网络化主要通过“东盟+”的方式体现出来。首先，东盟将地区大国和利益攸关方纳入“东盟+”的关系过程，逐步形成以自身为节点的关系网络。其次，以“东盟+”的对话关系为基础，东盟获得了独特的关系网络优势地位和关系性权力，逐步推动建立了多个以东盟为中心的关系“圈子”。通过这一过程，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中心地位就得以维持和巩固。“一带一路”同样以对话和协商为基础，强调合作要建立在自愿和互惠的基础上。在涉及“一带一路”同东盟的关系方面，习近平**则表示中国将东盟视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地区，愿意同东盟一道在《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指导下推进各领域合作，维护本地区繁荣发展良好势头，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经过十年的实践，中国同东盟已经围绕“一带一路”形成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和《中国—东盟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同〈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等合作文件，并且中国同东盟十个成员国均签署了双边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泰铁路、中老铁路、印尼雅万高铁、柬埔寨金边—西港高速公路、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等项目稳步推进，特别是中老铁路推动了老挝实现从“陆锁国”到“陆联国”的历史性转变。未来，东盟各国对于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有较高需求，中国同东盟围绕“一带一路”仍然有巨大的合作潜力。
“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与诸多具体发展理念同世界上主要的国际和地区性组织的发展计划与倡议之间存在着诸多重合之处，因而，中国与有关国际组织之间在围绕“一带一路”进行政策和发展倡议对接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接就会自动实现，中国需要建构恰当的国际组织战略，才能把“一带一路”理念嵌入各国际组织，赋予国际社会新的内容。在这方面，中国可以选择三种战略，促进自身同国际组织之间围绕“一带一路”展开对接。这些战略包括增加自身在组织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扩展现有国际组织职能范围，以及推动关键的节点组织采纳政策倡议。
（一）增加自身在国际组织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制度性话语权融合了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两个概念。制度性权力是指通过规则、程序以及所界定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来指引、约束他者的行动（或非行动）的能力，话语权则涉及一方有能力去影响或塑造他者思考问题或议程的方式，尤其是有能力倡导和传播一套话语和理念作为集体行动的向导，并借助它们对互动进程中的规则和规范予以解释和再解释。同传统上认为权力意味着一方对另一方施加直接的影响或控制不同，制度性权力是一种间接的影响力，更多地体现为通过制定规则与规范来影响他者的能力。在国际关系中，制度性权力意味着行为体通过分散性互动关系间接地对他者施加控制，它主要通过嵌入国际制度中的过程来发挥作用，而这些制度则制定了具体规则以规定哪些行为体可以参与辩论和做出决策。通常而言，拥有更多资源的国家在国际制度中会拥有更大影响力，但制度也拥有一定的自主性，即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为制度提供了资源的行为体。
d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和参与全球治理的需要，增强制度性话语权成为迫切的现实需求，d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增强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对中国而言，提升制度性话语权可以维护自身在国际组织中的合理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国际组织的非中性特征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推动国际组织在制度设计、议程设置和理念导向等方面更加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实现。从参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讲，提升制度性话语权可以提升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使中国的发展进一步惠及世界，增强国际组织解决全球治理赤字的能力。制度性话语权不足则会使中国在全球治理中遭受不公正的指责和非议，甚至被要求承担本不属于自身的责任。随着中国开始有意识地提升自身的制度性话语权，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相继付诸实践，中国开始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议题设置方面取得一定的主导地位。在2016年的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上，中国推动与会各方达成了一系列共识，为世界经济面临的难题提出了务实的解决方案，展现出卓越的领导和组织能力。
制度性话语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话语同权力之间存在一种互构关系，因而在话语博弈中产生的制度也可以巩固行为体的身份与权力。社会规则本身就同话语结合在一起，规则的建立离不开它们在话语中被表达。因此，制度性话语权也就是使用语言在国际制度中制定规则的权力。以全球经济治理为例，拥有制度性话语权的国家可以游说他国接受特定的经贸制度安排，如美国曾经成功说服其他国家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国际经济制度中，对行为体的身份及权力的建构涉及哪个国家可以提出新的议题，哪个国家可以行使决策权、执行权和裁判权，以及使用哪个国家制定的规则来行使这些权力等。拥有较高制度性话语权的国家则可以成为制度谈判中的领导者，帮助各国在制度中克服或规避各种集体行动的困境，从而围绕着宪章性契约条款达成协议。在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上，中国协调各国通过了《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以中国方案弥补了全球多边投资规则的缺失。亚投行同样有助于增加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中国发起建立亚投行，正是面对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长期把持国际金融领域的*面而做出的战略选择，在国际规则领域具有竞争性和创新性，对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领域的规则而言也是一种冲击。如果不建立亚投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就不得不继续承受现有的国际经济非中性规则的不公平待遇，而这些规则也会限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发展自身经济和维护自身利益的空间。
（二）扩展现有国际组织的职能范围
国际组织的职能范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不断扩展。国际组织总会表现出“使命蔓延”（missioncreep）的倾向，就是说它们会逐渐远离它们最初的目标而进入新领域，也会制定新的规则和规范以回应它们所认定的新问题。这是由国际组织作为官僚机构的属性所决定的，官僚机构属性赋予国际组织独立于其成员国而采取行动的能力。官僚机构总是表现出内在的扩张倾向，就是说它们的职能范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扩大。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讲，议题范围是国际制度或国际组织的重要特征之一。它涉及国际制度或国际组织涵盖哪些问题领域，不同国际制度的议题范围有狭隘和宽泛的区别，国家可以通过控制议题范围来推动合作。一些国际组织在最初建立的时候往往聚焦于特定单一议题，随后则常常通过组织内拥有不同偏好成员之间的讨价还价而逐渐发展为具有多重目标的组织。推动组织目标扩展的机制可以称之为“补偿性分层”（compensatorylayering），它是指一系列关于组织的控制权和议题范围的讨价还价导致制度设计发生渐进性变化的机制。国际组织或制度中的国家通过讨价还价往往能够推动组织或制度的渐进性变化，使其目标不断扩大，从而让自身在组织中获得行动空间。每一轮讨价还价都可以导致组织设计的逐步调整，进而产生出不同的制度层次，扩大了组织的议题范围。这些不同的制度层次则进一步改变了制度的现状，使未来的讨价还价可以在新环境中发生。
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积极扩展国际组织职能范围的一个范例。该组织成立的原初目标是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根据2001年发表的《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这一组织的宗旨是加强相互信任和睦邻友好，鼓励合作，共同致力于维护和保障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同时期签署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则奠定了组织内成员国携手打击“三股势力”，以及应对非法贩卖武器、毒品和非法移民等区域安全问题的法律基础。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前，上合组织的主要合作领域集中在安全议题方面，成员国也开展了包括联合军事演习在内的诸多安全合作。“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则拓宽了上合组织的职能范围，使该组织从一个侧重于安全议题的组织逐渐转变为一个经济议题同安全议题并重的组织。在“一带一路”规划的六大经济走廊中，中蒙俄经济走廊、新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全部途经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一带一路”建设的五条重点线路也均穿越上合组织所在区域。在共建“一带一路”的推动下，上合组织成员国在2014年的杜尚别峰会上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并于2017年正式生效。该协定从法律层面规范了各方的交通运输行为，并规定建立联合委员会统筹协调运输便利化执行过程中的各类问题。在2019年的塔什干峰会上，成员国通过了新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提出加强互通、构建互利共赢的欧亚地区合作空间、在多个领域开展创新合作等目标。在2022年的撒马尔罕峰会上，成员国又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提出要继续深化在交通领域的合作，打造多式联运交通走廊，建立国际物流、贸易和旅游中心，以及实施旨在有效利用上合组织成员国过境运输潜力的其他基础设施合作项目等。
（三）推动关键节点组织采纳政策倡议
在当代世界存在着诸多国际组织，这些组织构成了许多相互交叠的网络。所谓网络，是指以自愿、互惠、横向的交往和交流模式为特点的组织形式。就**网络而言，信息则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而所谓“商品”的价值同样是难以衡量的。在国际关系中，由国际组织构成的网络主要是一种“跨国倡议网络”，即以共同的道德观念或价值观念为基础的网络。这些网络的成员追求共同的道德或价值目标，因而不同于由跨国公司等构成的具有工具主义动机的网络。无论是**间国际组织还是非**国际组织，都是基于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念而将其成员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这些国际组织之间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那么它们自身就可以组成一个网络，并成为推动全球性倡议得以采纳的关键力量。有学者指出，网络理论在分析非**组织上主要有两个优势：一是承认权力可以在网络内部和网络之间扩散，并将权力看作关系性的和动态的；二是承认国际组织嵌入更加宽泛的制度性环境中，网络作为一种组织之间的联盟通过成员之间的资源相互依赖而得以维持。一旦网络发展为全球治理中的长期性机制，就可以产生更加深远的制度性影响。
同非**组织构成的网络一样，**间国际组织构成的网络同样可以对全球治理的制度性环境产生深远影响。除网络本身外，构成网络的国际组织也对某一种倡议的扩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组成网络的每一个组织都可以被看作一个节点，而某一项倡议都是首先被一部分节点所采纳，随后再扩散到其他节点中，逐步成为在国际社会中被普遍认可的倡议。因此，同相关问题联系最为紧密的跨国倡议网络内部的相互联系的节点的决策程序，对于某一种倡议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取得凸显性是非常重要的。这些相互联系的节点由于具有作为网络中心的结构性地位，所以可推动或阻碍某个倡议取得凸显性。如果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组织可以采纳某一项倡议，那么这种倡议就可以通过中心延伸到周围更多的节点中，从而最终取得凸显性。可见，并不是所有的国际组织在某一项倡议的传播中都拥有同等的重要性。有两个因素对于某一个国际组织设置议程的相对权力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其一，一个有较强议程设置能力的组织往往具有“中心性”（centrality），这个组织在倡议网络中呈现出显著性，即有相当数量的其他组织同这个组织建立或试图建立起联系。其二，这个组织还往往具有“中间性”（between-ness），即一个节点对于其他节点或节点群拥有排他性联系。一旦离开这种联系，这些节点或节点群体就只能被边缘化或松散地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拥有中间性的组织可以通过联系网络中不同的结构性位置将社会资本转变成社会性权力。
就“一带一路”而言，联合国无疑是国际组织网络中最重要的节点组织。一方面，联合国在关于各类全球性问题的倡议网络中具有显著性，是当代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联合国通过各类会议和文件，将全球治理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上全球议程，引起各国**、人民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关注。这些文件起到了凝聚全球共识、提升全球共同体意识的作用，促进了各国、**间国际组织和非**国际组织之间的广泛合作。另一方面，联合国又与其他国际组织之间保持着密切联系，在国际组织构成的网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联合国致力于同各种行为体建立伙伴关系，无论是在发展领域还是在安全领域，联合国同各类地区性国际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都得到日益巩固。正是由于联合国的存在，各类国际组织才能在彼此之间建立联系。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同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的交流与对接，能够争取对方对于中国倡议的支持，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更加符合双方共同旨趣的项目。
中国的倡议在较大程度上得到了联合国的积极回应。2016年9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同中国**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同年11月，“一带一路”倡议首次被写入第7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A/71/9号决议。2017年5月，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在其第73届年会上发布的《推进一体化无缝互联互通，促进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决议中，提出要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实现地区一体化无缝互联互通。同年9月，联合国大会在关于“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决议中纳入了共商共建共享理念。联合国还积极响应了“一带一路”所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7年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一致通过了“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呼吁国际社会本着合作共赢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加强对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同年11月，“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再次写入《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进一步切实措施》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两份联合国安全决议当中。这些事实表明，“一带一路”所倡导的整体发展理念已经被联合国采纳，从而为这一理念在其他国际组织之间的扩散提供了基础。
d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的中国已从国际组织的参与者向改革者和创新者转变。共建“一带一路”虽源于中国，但属于世界。十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不仅给沿线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也给国际社会提供了观念的公共产品。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原来以欧美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结构和机制已无法适应形势的变化，它需要世界各国以负责任的精神同舟共济、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通力合作来应对，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一带一路”是中国在百年大变*之下提出的全球治理新理念、新方案，需要倡导和推广，并把它嵌入国际社会之中，使之成为全球治理的价值坐标。国际组织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主体，在设置议事日程、凝聚价值共识、协调共同行动、促进规范传播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积极推动“共商、共建、共享”以及各种具体的发展倡议与措施同国际组织的发展倡议对接，以促进国际组织能够更加公平、有效地运作，从而破解全球治理赤字问题。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东盟、非盟、上合组织等全球或地区性组织都已将“一带一路”的核心理念与具体倡议写入相关文件当中，国际社会的规则和秩序中已经打上了中国的烙印。未来，中国还需要从增强自身在国际组织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扩展现有国际组织的职能范围和推动关键的节点组织采纳政策倡议三方面入手，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的规范性原则与具体倡议得到更多国际组织的认可、接受和采纳，提高国际组织参与“一带一路”的积极性与效率，促进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普惠、共赢方向发展，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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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部来自外国电影,剧中女主给军角一带上一条项链沉它备系员渐就成了不动的假人
这名字叫另外一个名字叫这部片子是1991年上映的一部浪漫轻喜剧，英文名是《onthemove》，中文名字是《千年痴情》，也叫《几世情缘》，是1987年米高梅出《Mannequin》既《神气活现》也叫《穿梭梦美人》的续集。《几世情缘》主演是KristySwanson（牧羊女杰茜）和WilliamRagsdale（威廉王子和后来的推销员贾森）
如果意大利决定退出"一带一路"谅备…我大使回应
据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网站消息，6月23日，贾桂德大使接受意大利浏览量最大的线上新闻网Fanpage专访，全文如下：
一、近30年来，中国人均收入增加五倍。但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集约化转型正对环境施加越来越大压力。中国致力于减少碳排放，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您认为中国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贾桂德大使：中国对国际社会承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工业化过程中实现碳达峰不易，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任务极其艰巨。根据目前各国已公布的目标，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欧盟将用71年，美国用43年，意大利用45年，而中国给自己规定的时间只有30年。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为此，中国加强顶层设计、促进转型发展，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已取得不少重要可视成果。2012年至2022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下降34.4%，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平均6.5%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积极促进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形成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风、光、水、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均稳居世界第一，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12亿千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的47.3%；中国积极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和绿色交通运输体系，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持续推动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相关品牌和电池等广受各国欢迎；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年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45亿吨，成为全球最大碳市场；森林碳汇达到每年8.3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相当于抵销了全国一年的汽车碳排放量；中国贡献了本世纪以来全球25%的新增绿化面积，率先在全球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减少”，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双增长”。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中国在落实“双碳”目标上“言必行，行必果”，我对此有充分信心。
二、当今西方国家民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度不断提高。中国的情况如何？环保主义者也会举行集会活动吗？他们对**提出哪些诉求？
贾大使：各国民众对气变的认知都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地方也曾有过“先污染、后治理”的阶段现象。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民众对“蓝天白云、绿水青山”的良好生态环境需求日益强烈。为此，中国**近年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着眼中国国情、倾听民众所盼，将环境生态保护与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得到全国民众的普遍欢迎和高度支持。同时，中国**根据宪法和《游行示威法》等依法保障民众进行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并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加强生态法治建设，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如通过宪法、环保法和针对特定领域污染的单项法律，依法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通过各地区、各民族、各行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建言献策，将各方诉求汇集形成提案并监督**落实；通过直通街道和社区的基层立法联系点，让更多事关节能减排、污染防治等民众切身利益的意见直接反馈到最高立法机关。
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当前中国尊重和保护自然、积极应对气变的社会反响热烈，全社会正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清华大学今年4月的最新报告显示，中国公众对气变认知呈现“高支持度”特点，普遍信任**决策，高度关注和拥护**在节能减排、产业转型、技术开发等方面政策。超97%的公众支持“双碳”目标，约90%的公众愿了解更多气变信息。这说明中国**的举措是有效的，各界人士表达意见渠道是畅通的，对**的工作也是总体满意的。
三、关于气候变化：为了不断减低二氧化碳排放，谁应该更大力支持相关投资？鉴于西方自1850年以来排放了更多二氧化碳，您认为脱碳成本是否更多应由西方承担？
贾大使：气候变化是当前国际社会的共同挑战，应对气变已成为国际共识。因此，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应对气变更显紧迫和重要。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至今仍是应对气变国际合作的主渠道。国际社会应继续坚持主渠道，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公平和各自能力原则，加强政策协调，加大对发展中国家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全面有效落实《公约》及其《巴黎协定》，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不断取得新进展。
必须指出，《公约》所明确的基本共识是，发达国家对于全球气候变化负有历史责任。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碳排放更多的历史事实不容改变，而二氧化碳在大气中存留时间往往长达数百年。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历史排放是当今气变的重要因素，发达国家理应率先大幅减排，更早实现净零乃至负碳排放。遗憾的是，去年以来，一些发达国家调整了能源政策，化石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不减反增，这不是个好现象。发达国家在气候融资问题上有不少历史欠账，需要尽快填补每年1000亿美元的缺口，并制定2025年后新的集体量化资金目标。去年沙姆沙伊赫会议（COP27）建立了“损失与损害基金”，发展中国家期待基金尽快运转起来。同时，中国在应对气变方面也正做出巨大贡献。“双碳”目标本身就涉及大量资金投入，近年来中国**还专门设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用于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变，向低碳发展转型和开展气候适应力建设。但必须强调，中方所作努力与发达国家须履行的相关义务在法律性质上完全不同。
四、习近平**谈及的多边主义有何内涵？
贾大使：多边主义的基础是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主权平等的成员；大小国家应相互尊重，不能把一国意志强加于他国，也不能用小圈子的“家法帮规”取代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则。习近平**明确指出，多边主义就是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中国捍卫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主张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继续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带头践行国际法治，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打造各国共同未来、维护共同安全、促进共同发展作出不懈努力。
五、中方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是什么？《关于**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的内涵是什么？如果有关方面中断向乌克兰供应武器，俄乌有可能实现停火吗？
贾大使：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核心立场就是劝和促谈。中方对俄乌发生冲突事先并不知情，也没有向冲突的任何一方提供武器，希望该危机尽快获得**解决。中方2月发布《关于**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提出尊重各国主权、停火止战、反对使用核武、启动和谈、解决人道危机等12点主张，指出“公认的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应该得到严格遵守，各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切实保障”。该文件与此前发布的《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一道，全面系统阐释中方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为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和平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热点问题指明了正确路径。
危机延宕一年有余，民众渴望和平的呼声更加强烈。不少人士指出，输送武器恐怕难以更接近和平，只可能加剧冲突、延长流血。复杂的问题没有简单办法，但无论困难多大，**解决的大门不能关上。各方应支持俄乌相向而行，尽快恢复直接对话，逐步推动*势降级缓和，最终达成全面停火。
六、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并规划未来两岸统一。与此同时，华盛顿和西方阵营却要求保持台海现状。中国**有何打算？
贾大使：有关国家要求保持的“台海现状”，实质上是要维持台湾的“谋独现状”。我们有必要完整重申什么是真正的台海现状。第一，中国对台湾地区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从未也绝不允许分割，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第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的唯一合法**，台湾当*不具有代表权；第三，由于内战遗留问题和外部势力干涉，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敌对状态，台湾当*仅是反中央**的非法地方政权。
我相信，中方所讲的台海现状与西方媒体宣传可能截然不同，但中方立场有坚实的历史和法理支撑。宋元以后，中国历代中央**开始对台湾实施行政管辖，1885年改设台湾为中国第20个行省。1894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次年4月迫使战败的清朝**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1943年《开罗宣言》和1945年《波茨坦公告》明确要求，“将日本窃取于中国之领土，如满洲（中国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这不仅是对台湾属于中国这一事实的法律确认，而且成为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宣告成立，取代中华民国**这一旧政权成为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这是在中国这一国际法主体没有发生变化情况下的**继承，中国的主权和固有领土没有改变。国民d政权的一部分军政人员退居中国领土范围内的台湾省，并在美国支持下割据台湾。因此，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问题，纯属中国内政。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那么对内当然对包括台湾在内的全部中国领土行使主权，对外当然得以行使独立权和代表权。2005年中国《反分裂国家法》明确规定，海峡两岸可就“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协商谈判，意味着两岸关系至今在法律上仍处于敌对状态。
《联合国宪章》规定了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等国际法基本原则。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及习惯国际法明确规定，任何国家支持他国内部反对派、介入他国内战等“干涉另一国家之内争”均属干涉他国内政。包括意大利、美国等在内的180多国与中国建交，通过建交公报等文件和领导人郑重承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意味着有关国家负有不得承认台湾当*代表中国的义务。联大2758号决议清晰表明，台湾属于中国，“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鉴于上述，有关国家要求维持的“台海现状”，实质上就是在干涉中国内政，否认中国维护国家统一的神圣权利。造成近期台海*势紧张的根本原因在于，岛内“台独”分子在外部势力的纵容和支持下不择手段推行分裂活动。破坏国际规则、单方面改变现状、破坏台海安宁的，不是中国大陆，而是“台独”分裂势力以及少数企图利用“台独”谋得私利的国家。口头上说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行动上却明里暗里纵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甚至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在台海地区滋事挑衅、炫耀武力，这不是干涉他国内政又是什么？中国维护台海现状的努力关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遵守国际法上的不干涉内政原则，是重大原则问题，容不得半点含糊。我们敦促有关方面尊重历史和事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七、在台湾问题上，是否可能达成外交妥协方案？中国是否考虑武力选项？
贾大使：台湾问题不是外交问题，而是中国内政，也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方不会有任何妥协空间。“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体现了中方解决台湾问题最大的善意和灵活。炒作中国“武力改变现状”，完全是曲解国际法，本质是否定中国对台湾行使主权。
首先，根据国际法，以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家主权的应有之义，不受《联合国宪章》关于国际关系中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的限制。关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日内瓦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第3条确认，国际人道法规则的使用，不影响国家维护主权领土完整和反对外部干涉的固有权利。
其次，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当*对台湾地区不享有主权。个别国家及“台独”势力鼓吹台湾可依据“民族自决权”搞“公投”实现独立，有关主张毫无依据。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权仅适用于非殖民地和外国占领情形，台湾地区不涉及这些情况，不存在使用民族自决权的前提。同时，一国部分领土能否及如何通过公投独立问题，应由该国国内法规定，通常由该国全体公民决定。中国《宪法》等法律从未授权任何一部分领土举行“独立公投”，台湾的前途命运应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决定。
我愿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中方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也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两岸和平统一将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给广大台湾同胞带去切实福祉。中方始终坚持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凡有一线和平解决的可能，我们都将付出百倍努力。但倘若外部势力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胆敢突破红线，我们也完全有权利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八、意大利必须在今年年底前决定是否延期“一带一路”谅备。如果意方决定终止协定，将为意中贸易关系带来哪些影响？为意大利招致何种后果？
贾大使：中意“一带一路”谅备是一份互利共赢的合作文件，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恩赐。签署谅备后，中意关系的战略水平进一步增强，意大利在中国外交关系中的优先地位、中意关系在中欧关系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产生了许多直接和间接利好效应。四年多来，中意双边贸易额屡创新高，2019年至2022年逆势增长近42%，去年高达近780亿美元；2019年至2021年意对华出口增长42%，今年头几个月大幅增长；两国合建的首艘大型邮轮日前在上海下水，未来还有5艘，总价近50亿美元；意法半导体在中国合资建厂，总价也高达32亿美元；意大利多次优先受邀参加中国重要国际展会，曾是进博会主宾国，今年又成为消博会唯一主宾国；意输华产品协议4年间签署7份，准入数量和速度均位列欧洲国家前列，意鲜梨和牛肉产品将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民众对意好感度也显著提升，一系列意在华文博艺术展广受欢迎，意成为欧洲国家中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来意留学生持续上升至2.9万人。大量的合作成果与效益绝非理所当然，而是与谅备签署后的积极舆论氛围和合作预期分不开的。对于一份彰显双方**互信和合作战略水平的平台，如果贸然决定“退群”，无疑将释放负面信号，给两国**、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浇冷水”，恐怕也会对本国形象、可信度和合作预期造成相当不利的影响。
九、然而，意**必须重视国际联盟。您认为，七国集团在“去风险”战略上的立场是否进一步削弱了有关加强中意贸易关系和延续“一带一路”谅备的可能性？
贾大使：“脱钩断链”已被证明违反经济规律和国际经贸秩序，不可能实现。有专家学者指出，在该背景下，“去风险”似乎正成为对华“脱钩”的替代表述。“去风险”本身造成的风险很可能会大于认定的“风险”。更要看到，究竟谁在大搞贸易战、滥用经济金融霸权、扰乱全球贸易秩序和经济复苏进程，制造真正的风险。
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大多数欧洲民众将中国视为“必要的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或敌人。今年以来，外资企业继续加码投资中国，跨国商务活动加速恢复，众多跨国企业高管密集来华考察，以实际行动对中国投下“信任票”，其中包括不少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企业。中意经贸合作基础良好、潜力依然巨大，双方应共同把握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机遇，用好合作平台、把稳合作方向。希望并相信意方能理性务实看待和发展对华关系，独立自主作出最符合本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决定。
十、如果意大利决定退出“一带一路”谅备，中意是否可能就新的经济协定展开协商？
贾大使：“一带一路”是两国长期互尊互信、互利共赢的成果结晶，也是多年来共筑友谊、务实合作的战略升华，其意义不仅包括经济层面。正如我所说，中国是难以替代的合作伙伴，更是不容错过的发展机会。在世界各国对华合作“踩油门”的时候，“踩刹车”、“挂倒挡”显然不是符合两国利益的选择。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伙伴，今年两国更应将疫情三年耽误的时间抢回来，谈出更多合作，办好更多事情，让两国民众能真切感受到合作带来的福祉，将这条务实合作之路、友谊相通之路走宽走好，而不是相反。
十一、梅洛尼右翼**上台以来，中意关系是否发生改变？
贾大使：中意关系有深厚友好的历史根基，有全面有效的对话平台，也有互利共赢的合作成果，这是不容置疑的。去年底，习近平**与梅洛尼**在巴厘岛首次会晤，为两国关系发展把舵定向。中方高度赞赏梅洛尼**在会晤期间发表的有关“反对阵营对抗”和“加强对话合作”两点重要表态。明年是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20周年，希望双方把握机遇、做好设计，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共同推动双边关系行稳致远。
十二、同梅洛尼**不同，副**萨尔维尼非常支持延续“一带一路”谅备。您认为萨的立场会影响**的决策吗？以及该立场能否为未来意中形成“轴心”提供保障？
贾大使：我无意对贵国内政做评论。在中意“一带一路”谅备问题上，我们乐见意方相关人士发表公正、客观、有建设性的看法，为双边关系健康发展和繁荣合作出谋划策。凡是有利于两国和两国人民福祉的事情，我们一定会尽力推动。
十三、中方如何看待意已故前**贝卢斯科尼？中方与贝的关系如何？
贾大使：对于贝卢斯科尼的逝世，中方表示沉痛哀悼，并向他的家属致以诚挚慰问。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已向意大利副**兼外长塔亚尼致唁电。14日下午，我应邀赴米兰参加了意方为贝卢斯科尼举行的国葬。
贝卢斯科尼是享有国际声望的意大利领导人和**家，为意**、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曾积极促成中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委员会机制，支持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明年是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20周年，中方愿同意**和各界人士一道，深化战略互信，促进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新的发展。
十四、中方为全球新冠溯源提供了充足数据和信息吗？制定和调整“动态清零”政策的考虑是什么？
贾大使：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严肃复杂的科学问题，应该也只能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研究。中方始终支持和参与全球科学溯源，反对溯源问题**化。中国是迄今唯一多次邀请世卫组织国际专家组到本国开展新冠病毒溯源合作的国家，也是迄今唯一多次组织专家同咨询小组分享溯源进展的国家。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中国分享的数据和研究成果最多，充分体现了中方开放、透明和负责任态度，也体现了中方对世卫组织和咨询小组工作的支持。病毒溯源是国际社会共同责任，全球线索应得到同等关注。世卫组织和咨询小组应重视全球线索，切实与相关国家开展合作，并及时同各方分享研究成果。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中国**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在充分考虑本国国情和疫情实际基础上制定“动态清零”防控策略。这并不是追求“零感染”，而是以最快速度、最小代价控制疫情蔓延。中国人口多达14亿，60岁及以上人口达2.67亿，地区发展不平衡，医疗资源也不像发达国家那样充裕。《自然医学》杂志分析，若当时中国贸然放松疫情管控，或导致近160万民众死亡。打个比方，就是“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斗大的风”。随着奥密克戎病毒致病性的减弱、疫苗接种的普及、防控经验的积累、基层医疗保障和相关医疗救治能力的不断提升，在借鉴包括意大利在内的其他国家经验基础上，中国**自然因时因势优化调整了防控政策，民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很快复常，这说明我们的政策是科学有效的。
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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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一个香港本地人过关到深圳带一部苹果iphone4光带裸机说自己用需要缴纳关税吗？
你好！香港本地人过关到深圳带一部苹果iphone4是不用。过罗湖和黄冈基本没查！查了也没事！
每日早读丨为什么说共建“一带一路”是要建设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百花园”？
2000多年前，我们的先辈筚路蓝缕，穿越草原沙漠，开辟出联通亚欧非的陆上丝绸之路；我们的先辈扬帆远航，穿越惊涛骇浪，闯荡出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丝路，千年梦萦。2013年秋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自那以来，“一带一路”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犹如一对腾飞的翅膀，飞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远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这向世界宣示了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一带一路”倡议根植历史，更面向未来。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汉代张骞肩负和平友好使命，向西域传播了中华文化，也引进了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芝麻等西域文化成果。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7次远洋航海，远涉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留下了中国同沿途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佳话。古丝绸之路绵亘**，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丝路精神，把我国发展同沿线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结合起来，把中国梦同沿线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梦想结合起来，赋予古代丝绸之路全新的时代内涵。这一倡议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顺应各国人民过上更好日子的强烈愿望，是面向未来的正确抉择。
“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一倡议致力于推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其核心内涵是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和发展战略对接，促进协同联动发展，实现共同繁荣。这一倡议要实现的最高目标就是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各方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
百花争艳，实景为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从美好愿景变为实际行动中取得丰硕成果，绘就了一幅“大写意”。中国成功举办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同17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文件，“一带一路”成为全球最大国际合作平台。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推动有关国家同“一带一路”进行战略对接，如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东盟的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等，与“一带一路”联接互补、交相辉映。放眼“一带一路”沿线，一条条公路铁路、一处处桥梁隧道、一片片工厂园区、一座座医院学校在共建国纷纷落成，“一带一路”百花园呈现出勃勃生机。特别是面对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守望相助有效缓解了医疗物资紧张问题，“一带一路”合作在逆风中破浪前行，为全球复苏注入关键力量，带来更多新的机遇。
“一带一路”是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
共建“一带一路”，让所有参与方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认同和欢迎。但国际上也出现了一些杂音，有的妄称这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也有的将其抹黑为“新殖民主义”。事实不容扭曲，公道自在人心。“一带一路”倡议虽然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倡议，不是搞地缘**联盟或军事同盟，不针对谁也不排除谁；是开放包容进程，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小圈子或者“中国俱乐部”；是中国同世界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阳光大道，不是这样那样的所谓“陷阱”，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搞零和游戏。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向高度一致，都是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中国人民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贡献的真诚愿望和实际行动，任何人都不应该误读，更不应该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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